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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煮了些咖啡，跟珍妮姨妈还有爸爸一起坐到餐桌旁。
只有妈妈从不抱怨，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她久久伫立在窗口向西眺望。
“孩子们怎么啦？”珍妮姨妈问道。
我和克里斯蒂娜想念城里的人行道。我们心爱的溜冰鞋闲挂在储藏室里，每周六上午我们细心地给鞋上油时，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街区里最棒的溜冰健将。
妈妈逐个看看我们，眼里露出担忧的神色。
达格玛因为没有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和小马驹而感到难过。内尔斯则经常黯然神伤地说起大都市图书馆里的丰富藏书。
“他们看上去不好吗？”妈妈焦虑地问。
“乡下人！”我和克里斯蒂娜愤怒地反击，“乡下土包子！”我们知道自己是想家了。
“一个个都拉长了倭瓜脸哩。”姨妈说。
我们也不习惯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班里同学还叫我们“斯堪达（的）夫（纳）维亚人”。我们以前的坏境要都市化得多。
妈妈又看看我们，缓缓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不开心。”
但是，当天气转冷之后，我们对乡村生活的热情一下子全没了。我们小孩子不习惯天还没亮就要挣扎着起床，点着灯吃早饭，更不喜欢还要长途跋涉去学校。
珍妮姨妈聊起了我们老邻居的一些家常事。我们还记得安德森一家吗？他们已经搬到卡斯特罗大街去了。
起初，我们很开心地帮着爸爸修剪树木，修补一间小屋的坡面屋顶。到井里打水和劈柴的活儿也很有趣。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内尔斯给鸡笼刷白涂料。达格玛帮妈妈开辟出一小块蔬菜园，克里斯蒂娜和我轮流给山羊挤奶。
还有彼得·拉森，就是安娜·伦德奎斯特的弟弟。他和一所新成立的中学签订了一份木工活的合同，他告诉珍妮姨妈，他真希望我们的爸爸能去担任木工活的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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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伸了伸沾满泥土的手，叹了口气：“能再次拿起工具真好。还可以闻闻新木的清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