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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我有点不高兴，问：“为什么？”
我从未向刘司长询问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过我挺相信的。在那个年代，像刘春这样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胜利后却不计个人名利，服从组织分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干部，今天回想起来，更令人起敬。记得大约是今年初，我在程远行同志撰写的关于王炳南一生的那本书的首发纪念会上又见到了刘春。他已显苍老，却依然朴实。我没有打扰他，没同他打招呼。从感情上，我不想留下任何外交部那一段经历的阴影。多年来，我尽量避免参加外交部的活动、接触外交部的熟人。我真的不想让昔日痛苦的记忆再来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路秘书这时才转到正题，开始训话：“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铁梅一家是为什么献出生命的？就是为了保卫地下党的一本密电码本。知道什么叫密电码吧！它是要用生命去保卫的。你倒好！把密码电文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丢了怎么办？如果被敌人拿去，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红灯记》。保密教育！”
当刘春在军队服务时，他的级别使他拥有秘书、勤务兵及专车的待遇。但到了外交部，一个司长却什么都没有。秘书是司里共用的，代步是一辆旧自行车。一日，刘春的一个老部下荣升，请老首长一聚。刘春骑了他的自行车欣然赴宴。饭后告辞出来，老部下命勤务兵：“把首长的车子开过来！”勤务兵面有难色。刘春急忙解释：“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老部下大为不解，说：“首长到了中央大机关外交部，怎么连专车都没有呢？”刘春说中央司、局级干部都不配专车。老部下于是命令用他的专车送老首长回去。刘春急了，说：“不行，我明早还要骑自行车上班。”老部下想了一下，于是命令勤务兵骑上首长的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送首长回家。
我直直地站在路秘书的桌子前，那份难堪难以形容，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挨训，可是我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大学老师，这外交部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我从眼角的余光中斜视当时围在大桌边看电报的各处同事，看到他们忍俊不禁都在窃窃暗笑，朝我们这边看。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坏透了，觉得外交部真不是我待的地方。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东侧，司长是刘春。刘司长曾是军人，听说来部前是少将军衔。他是个非常认真、敬业的领导，我觉得他特严肃。来亚洲司前刘春曾是驻老挝的大使。司里同志曾传说关于刘春的一个故事：
现在回想，这事是真够逗乐的！其实，路秘书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后来相处得也很好。他长我几岁，我那时就像别人喝茶用带盖的茶杯，而我却用五彩塑料套的果酱瓶那样，大概带着一股校园气息，显得比那些老练成熟的外交官们要年轻、幼稚，所以老路很长时间叫我“小章”，直到我“升了官”。他大概是司里唯一这样叫我的人，足见他对我的友好。他是机要秘书出身，当时他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已。只是我这个校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许比较清高吧，所以难以接受中央机密单位的这些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