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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1965年8月再次将修改稿送毛主席。主席于1966年1月12日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同一信中，主席加了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原来，主席知道康生反对出版柳文，特意在1965年底亲自写信给康生说了他同意出版该书的意见，并附上父亲的书稿。康生看了主席去信不得不改变初衷，佯作同意出版。他在信中说他读了全部《柳文指要》，“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但康生仍在信中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他学着毛主席的笔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从康生复信中，父亲知道了，毛主席7月18日信中要求父亲将柳文上部也寄去是为把上、下两部送给康生去看。从康生信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把柳文送给康生时附了信，对《柳文指要》作了肯定的评价，康生在给主席的上述复信中不得不表示赞同，他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信封原是康生写给主席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主席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
毛泽东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当然《柳文》的出版是完全无望了。父亲十分伤心，他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在年近九十的时候完成这一巨著，最后不得不把书稿闲置起来。
敬颂康吉
父亲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给毛主席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老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我手头只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下笔了。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各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注：指康生，他一直反对出版父亲的《柳文指要》）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注：下半部分信中主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争议，主席同意发表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这一节外生枝大约发生在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期间。如果我在北京，我必要想法劝阻父亲不要用这种口气写这封信的。不过，幸而毛主席深知父亲，并未怪罪于他。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的最终于1971年出版。
行严先生：
《柳文指要》的出版对年过九十的父亲真是天大的喜事。这是他一生最长、最完整的巨著，完成于八十五岁高龄，问世于九十岁之天年，怎不令老父亲欣喜万分！我记得新书拿来时父亲激动得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妞妞天真地说：“我读不懂，爷爷你给我讲。”父亲凄然一笑说，“那时候爷爷不在了，你妈妈也看不懂，就怕没有人给你讲了。”我听着这一老一小的对话，心里非常难过。这时我真恨自己磋跎岁月，一点没有继承父亲那无比丰富的知识宝库。
父亲写柳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主席说他也爱柳文，因此，要父亲将书稿送他先读。主席不仅读，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本来这部书在1966年就预计可以发排了，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为这部著作，父亲同毛主席有过多次切磋。1965年7月，主席读了书稿下部之后给父亲写了以下信件：
父亲自己花钱买了上百册《柳文指要》，又叫秘书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他要亲笔题字，送给他的朋友们，当然首先是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父亲写好红纸条，我们大家帮他贴在扉页上。当时我已进外交部工作。父亲说外交部送两位，一位是当时的代部长姬鹏飞同志，一位是乔冠华。父亲与姬鹏飞同志并不熟悉，但因他是外交部主要领导，出于尊重，父亲送一册《柳文指要》。父亲对乔冠华则印象较深。他对我说，他在1949年和谈失败后去香港，在那里见到了冠华，他很赞赏冠华的才华，所以一定要赠他一册。没有想到后来父亲的这部赠书留下了冠华第一次对我的未曾见面的印象。周总理对于《柳文指要》终于出版这件事特别高兴。那时我每周差不多都要见到总理，他非常关心父亲，收到《柳文指要》后要我传话给父亲致谢。后来总理又想起稿酬的事，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把稿酬制度废除了，不过总不能让行老辛苦十年一点没有报酬啊！”我说父亲只为书能出版，他想都未想过稿酬的事。总理说他知道父亲一生散财，从不爱财，不过作为政府不能不考虑到。最后总理指示不以稿酬名义，只说是酬谢父亲的艰苦创作，送了他一万元。父亲深深体会总理的苦心，这笔钱他始终未曾动用。我去联合国开会，父亲说能不能换成美元给毛主席、周总理买点营养品。我说不行，父亲很感遗憾。
父亲上书毛主席，力图劝说主席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努力无效之后，他知道他已无能为力制止这场灾难。此后他仍是关心着外面的形势，读各种各样小报，但不再写信给毛主席提意见了。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了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柳文指要》。父亲酷爱柳宗元的文章，解放后他空闲时间多了，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已完成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