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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胡同的房屋经过一年的重建修缮，于1960年秋冬之际完工。在我们迁入此房前，周总理特意请父亲去吃饭并对他说：“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这幢房屋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父亲笑答：“你们是无产阶级。我一生也是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大家哈哈一笑，周总理说：“那也好，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
不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可能是高登榜同志）就登门看望父亲来了，并且说根据总理指示提出了东城西城几处房屋请父亲选择。此后母亲就忙着到处看房，最后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母亲在东城住了十年，觉得周围环境熟悉了，因而还愿住在东城。灯市口又距当时主要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仅咫尺之遥，更使母亲高兴。她到北京后生活也比在上海单调多了，逛王府井变成了她的一种经常的消遣。
从此，我们离开了居住十年的东四八条那半个后院，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史家胡同24号（当时的门牌）。父亲在这里真正地有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他在这里住了十三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父亲去世之后，我和女儿洪晃赶去料理后事，随后同继母殷夫人、大哥章可以及从美国赶回来的妹妹章眉一起护送父亲骨灰回北京。在追悼会前周总理会见了殷夫人和眉妹，亲切地对她们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这年，周总理到我们家看到父亲的住房情况后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十年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这怪我疏忽，没有想到，很对不起你啊！”父亲无所谓，他对周总理说只要有个地方写字、看书就可以了。总理说回去后立即告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替行老修一幢房屋。
在我断断续续写下这一段段父亲的往事，把他同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友谊穿在一条历史的长线上时，我更加懂得了正因为这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所以后来在那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中，父亲仍能够这样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向毛主席陈言自己的意见，而主席和总理在那混乱的日子里仍设法保护了父亲，并帮助他把那部显然应属“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奇迹般地在1971年出版了。
父亲一生帮助过许多人，但解放后他却从未因自己的需要向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他的需要倒是毛主席、周总理主动为他考虑到的。例如他的住房就是总理亲自解决的。1959年，不记得哪个月了，周总理到家中看望父亲。那时，我们家在朱启钤老先生家的半个后院中已经住了整整十个年头了。居室十分狭窄，客室兼书房中到处都是父亲的书籍。我们同朱老先生家合用一个厨房，做好菜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比起解放前父亲的居住条件，一切都差多了，也很不便。但父亲一住十年从无一句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