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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已和朋友告别，请他们千万不要来送行。我最怕离别，我宁可静悄悄地独自上路。但是我远远地就见到了吉普车旁的人群。我知道他们会来的！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待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我哭了，忍不住的泪水涌出来，向我的并肩战斗的朋友告别，向外国语学院告别，向过去告别！我看见朋友们的眼眶也湿了。我急匆匆地上车，既然要走了，就再不要犹豫。一旦犹豫，我会连上车的勇气都没有的。
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吉普车开动了。许久许久，我还在注视着车后。在那尘土飞扬的迷雾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却又像什么都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一行行十八年走过的脚印，那是无愧无悔的年华，尽管它们将成为永久的过去，但它们永不泯灭，我还会这样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