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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的检讨总通不过,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时,父亲拍案而起,大声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听了吓一大跳,劝他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父亲主意已定,不听我的劝说,挥毫疾书,立即写成一信送呈主席,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及如此批判他之不公。我真为他捏一把汗,生怕这封信给他惹出大祸。但毛主席毕竟了解父亲,也念旧情。接到信后毛主席立即批示政协,大意说章行严虽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有了这个批示,父亲自然就“过关”了。我说再写封信感谢主席吧,父亲却说:“不必了!”我看得出他虽然自己无事了,却对那么多人被定为“右派”深感不安。
1957年的“反右”斗争意想不到地使我和父亲有了第一次共同的感受。整风运动开始时,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父亲诚恳地发言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他引用了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句话。他说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父亲说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本来,这是一位数十年与共产党保持挚友关系的七旬老人的肺腑之言,没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父亲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父亲被迫写检讨。看当时的汹涌来势,很可能政协内定父亲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我那时正在外语学院的毕业班,原来是个团支部书记,又在1957年1月刚刚加入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但是因为整风开始的那头几天中参加了年级的争鸣委员会,鼓励支部的团员给党提意见而被批评为“严重右倾”,我也不得不在年级内和党支部内作检讨(最后对我虽无处分却在党内决定延长候补期一年,以观我“改正错误”的表现)。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有些现象也很不理解。眼看同级里不少平时的好友纷纷被批判,有的最终成为“右派分子”,有的因“严重右倾”被取消出国留学资格。我十分迷惑,不知怎么回事,顷刻间,四年同窗学友竟分出了一批“敌人”。但因为自己有“错误”,也不得不慷慨激昂地去批右,去检讨。周末回家又见到父亲伏案苦思,经常在不大的会客室中紧蹙双眉来回踱步,不知如何书写检讨。那时,我觉得解放近十年,我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与父亲同样感到茫然不解。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打动着我的心,我劝解父亲注意身体,把那些批判看淡一些。父亲对我长叹,说他一片赤诚,万想不到招来这般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