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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了克莱夫。
“这一带到处都有‘幽灵观赏路线’。鬼啊。恐怖啊。开膛手杰克。克雷兄弟。狼人。”
到家后，我按部就班地准备就寝。我穿上蓝色睡衣，上床。只要我身在城市喧嚣的上方，我就能喜欢那些声响。听上去像海的声音，很遥远，而我很安全，因为那片海与我无关；就好比你还是小孩子时，楼下大人们的吵闹声成为睡眠的背景音时，你也会觉得挺安全的。
我没言语。
进站等车的人群中，没有谁比谁更显眼，但我要走开时，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迫使我回过头去，那儿，就在免费报纸亭旁，有个男人，我看不清他的脸，却也无须看清。我认出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更确切地说是我以为在窗影里看到的那个身影。我立在原地，想确认一下，但又有一波人潮涌入我们之间，人群散去后，报刊亭里只剩下一个醉汉正在拉裤子拉链。
乔伊斯笑了。点点头。“开心点。”她说。
几周后，我和朋友们约好一起吃饭。一整晚都很轻松愉快，吃完饭后，我们在街上散步，享受着夜晚，慢慢闲逛。在地铁站和他们挥手告别时，我感觉到有人在看我。
乔伊斯说得对。我得振作起来，回去工作，别再无中生有地让自己分心。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在那个空房间里安置办公室，我一直关着那扇门。
今天，我要去见前夫。克莱夫。要安排运走一些东西。
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这房子和我好像成了同谋，共度我们的日子。这房子绝不只是个中立的空间。它似乎很欢迎我。
我们约在咖啡店见面，他还是老样子：英俊，疏离，难相处，但体面。我们分手时，他主动提出帮我付一年房租，因为是我搬出他的公寓，而我自己的公寓已经租出去了。我同意了。他在金融界有份高薪的工作。我们分手，我不遗憾。我伤心。这两种说法都属实。有时候，你不得不承受无法调和的事实构成的矛盾。
那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天，我在这栋小楼里能放松下来了。生活步入正轨。让自己随心所欲。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变得多么紧张，多么警惕，但让我紧张和警惕的并不是这房子，而是我自己因失落、因不安而生出的悲情。我根本不需要鬼。我就是缠住自己的鬼。他们不都说嘛，爱闹腾的促狭鬼通常都能追溯到青少年旺盛的精力吗？人们还说，精神高于物质是真的，我们会把内心状态外化，甚至外化到那些似乎自带生命的物件上去。
瞧瞧他：干净利落，仪容精致，柔声细语。体贴，同时又对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已经翻篇了，但他有自己的准则，不喜欢不清不爽的状况。他希望我把他往好处想，因为他需要把自己往好处想。
是风。只有风。这里没有人。
“我想你。”我说。他微笑着搅动咖啡，哪怕他从来不加糖。
在我身后，卧室的门砰一声关上了。
“只是感觉罢了。”我说，“没必要为此害怕。”
终于，最后那根生锈的弯钉子被钳子夹断了。我费了点力气才把窗子推上去。每一寸都很吃力。然后，随着一记震颤，窗开了，空气涌了进来。这感觉不像是开窗。更像是撕开了真空包装。
就是这样。我，努力想让他感受到。他，他的心灵，住在他身体的顶楼大平层里。美景无敌。与楼下的一切毫无关联。一个个空房间。木板封死的窗户。上锁的门。请勿进入。
我就生活在两段人生之间——我的过去和我的未来。我活在两个世界间的间隔里。我怎么才能不觉得自己像个疯女人呢？
我们一起做过的事都很有趣，很好玩。旅行。文化。好餐馆。好人。不过，长远来看，光“做”还不够。你们还必须“是”。是在一起。是自己。是有安全感的。
阿尔贝·加缪怎么说来着？引向疯狂的并非这样或那样事物，而是两者之间的空白。
“回去上班了吗？”他问。
窗外，街对面，我能看到写字楼里的职员在办公桌前上演哑剧。倒影的倒影就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是，向来都是。
“还没。”
振作起来！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强大？为什么我给人感觉软弱？他不强。我也不弱。他买单的时候，女侍应生瞥了我一眼。这种场面她见多了。
乔伊斯下楼忙她的去了。天晓得她会怎么看我。我上楼去拆窗。钉子都是用榔头粗暴地砸进去的。犬牙交错。有种暴怒的感觉。为什么要钉死这扇窗？这是二楼，没人能从这个高度破窗而入。不管是谁钉的，都显得多此一举。岂止一举。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张满是黄牙的嘴，齿间夹着一簇肮脏的铁钉。粗手指紧握锤把。
我们道别后，他向车站走去，在鞋店橱窗外停了一下，然后注意到了一张漂亮的脸孔。我跟在他后面，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他走下通往车站的台阶。他拿了一份免费报纸。他没有回头。
“好啦，你知道去哪儿找我，亲爱的，”乔伊斯说，“反正六点钟以前我都在店里，之后我要去金心。就是街角的那家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