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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勇敢。”朱莉安娜说。
外交部的官员顿了顿，抬起头朝四下的听众看了看，接着继续往下说。
乔说：“这本书我只在厕所里看。我把它藏在枕头里。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本书遭禁我才看的。”
“比前面两位年轻许多，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最初的革命运动。是希姆莱手下的党卫队精英。希姆莱在一九四八年莫名其妙地死亡，至今真相不明，海德里希可能参与其中。在警察系统公开清除了其他竞争对手，像艾希曼、舍伦贝格等。据说这家伙让许多纳粹党内的人胆战心惊。在众人皆知的警察和军队冲突结束后，政府机构开始改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胜出，希姆莱负责德国国防军。一直是鲍曼的忠实拥护者。在所谓的党卫队城堡体系建立之前受过精英训练。据说从不感情用事。对于其个人动机，则一无所知。可能持有如下社会观点：人类斗争是一场场游戏。他有一种奇特的准科学的超然态度，类似于某些技术领域人士。不参与任何人或意识形态的纷争。总结如下：他具有非常现代的思维方式，属于后启蒙时代的人物，摒弃一切所谓必要的幻想，如相信上帝等。至于他这种所谓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什么，东京的社会学家们还莫测高深，所以这个人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问号。但是应该注意此人精神方面的退化，有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正是这样。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听的看的都受到很大限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要多一些。政府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到博物馆参观，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但是即便如此……《蝗虫成灾》对所有人都是禁止的，不分等级。
田芥先生在听讲过程中感到一阵恶心。
“那要看你是哪个社会集团的人了，看你是哪一类人。”
“冯·席腊赫，希特勒青年团的前头目，被认为是个理想主义者。表面上很有魅力，实际上非常幼稚和无能。对纳粹党的目标坚信不疑。负责抽干地中海，把它改造成万顷良田。五十年代早期，他缓和了在斯拉夫地区实施的残暴的种族灭绝政策。直接向德国人民请求，让残存的斯拉夫人在隔离起来的保护区里生存下去，比如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呼吁结束某些形式的安乐死和医学实验，但以失败告终。
“那你怎么会一直在读？”她隐隐地有些害怕，“他们不是枪杀了那些读——”
“赛斯—英夸特博士。前奥地利纳粹党人，现在负责第三帝国的殖民地事务。可能是第三帝国版图中最遭人恨的一位。据说大部分针对被征服人民的高压政策都是他促成的。和罗森堡一道，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比如尝试对战后幸存的所有苏联人进行绝育手术。这方面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是人们认为，他是少数几个要为非洲大屠杀决策负责的人之一。目前，黑人人口已濒临灭绝。他在气质上可能最接近第一位元首——希特勒。”
乔点了点头。
外交部发言人结束了枯燥漫长的列举描述。
她的脑子里清晰地闪过一个想法。“乔，《蝗虫成灾》这本书是不是在东部被禁了？”
田芥先生心想，我觉得我快疯了。
难道我会不知道？朱莉安娜想。难道我没有从弗兰克那儿听说过这一切？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纳粹统治下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前夫过去是犹太人，现在还是。我知道托特博士是一个极其谦恭温和的绅士。我知道他想给那些在战争废墟中挣扎的满眼凄楚和绝望的美国男人女人提供工作——正当的、令人尊敬的工作。我知道他想让每个人享有医疗保险，住上宽敞的房子，到旅游胜地度假，不分种族和肤色。他是个伟大的建设者，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多数情况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其实是很成功的。但是……
我得离开这儿。我犯病了。我感到体内有东西在往上涌，快要喷出来了——我快死了。他挣扎着站起来，费力地沿着过道，经过一把把椅子和一个个听众，向外走去。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去盥洗室。他快步沿过道向门口走去。
但是，朱莉安娜想，那些穿马甲的绅士们永远登上了历史舞台。你的偶像隆美尔和托特博士，他们只是在战后清扫瓦砾，建设公路，让工业重新启动。他们也给了犹太人一条活路，这真是幸运的出人意料的大赦。犹太人忙不迭地拼命干活。直到一九四九年，无论如何……隆美尔和托特退出舞台，归隐田园。
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羞耻啊。居然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发病了。丢尽了脸。他继续往前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他打开门，他走了出去。
“我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乔说，“我知道那种日子怎么样。光靠空谈能坚持十二年，十三年——或者更长一些，十五年？我有一张托特组织的工作证。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一直为托特组织工作，去过北非，也到过美国。听着——”他用手指在她身上敲了敲。“我在土木工程方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天分。托特组织给我定了很高的级别。我在那儿不光是为建高速公路铲铲沥青、拌拌水泥什么的，我帮他们做设计，是工程师。一天，托特博士过来察看我们的工作。他对我说：‘你有一手。’那是个重要的时刻，朱莉安娜。那是劳动换来的尊严。他们不只是在空谈。在他们之前，也就是在纳粹之前，人们都鄙视体力劳动。我自己也是。我们崇尚贵族气派。托特组织让这一切成为历史。我第一次认识到双手的价值。”他说话时过于急促，意大利口音越来越重。有些话朱莉安娜听不太懂。“我们都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森林里，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大家快乐地唱着歌，列队去工地。有战时的士气，不过是为了建设，而不是毁灭。那些战后重建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时光——一排排漂亮、整洁、坚固的公共大楼竖立起来，一个个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比如纽约和巴尔的摩。当然，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像新泽西克虏伯和索伦这样的大联合公司主导着一切。但他们不是纳粹，只是欧洲的旧势力。他们更加糟糕，你明白吗？纳粹的隆美尔和托特要比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们好上百万倍。那些普鲁士人统统该用毒气毒死，那些穿马甲的绅士们。”
恐慌立刻消失了。他眼前的景物不再旋转，又变清楚了，地板和墙都静止不动了。
“你说话的口气，”朱莉安娜说，“很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都是空谈。”
刚才眩晕症又犯了。中耳失调，毫无疑问。
“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乔说。他重新坐下来，继续吃他的早饭。“我们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
田芥先生想，是间脑——古老的脑干——运转失常。
“广播电台就会空谈。”朱莉安娜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话？好像这些残忍的刽子手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突发性的机体瘫痪。
朱莉安娜关掉收音机。
想想那些确定的事情。想想日常的生活。从什么地方获得平静呢？宗教？他想象着。现在跳一曲从容的加伏特舞。非常好，跳得非常好，你把握得真好。这支舞就是这样的风格。这是自己熟悉的世界，《船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他闭起眼睛，想象着战后多伊利·卡特演出公司巡演时的场景。那个确凿无疑的世界……
“……只是说，不仅德国失去了一位战士、一位爱国者和一位忠诚的党首，而且像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说过的那样，他本人也失去了一个密友。战后领袖未定的时候，有些人反对鲍曼先生出任总理，那时他是支持鲍曼的——”
一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扶着他的胳膊，问道：“先生，要不要帮忙？”
乔说：“那是胖子赫尔曼。”
田芥先生鞠了一躬，“没事了。”
收音机里说道：“……隐退到布伦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
那个人表情平静，一副关切的神态。没有嘲笑。或许里面的那些人都在笑话我？田芥先生想。在心里笑话我？
“或许会引发一场内战。”朱莉安娜说，“但那些家伙现在都老了，戈林和戈培尔——那些纳粹党的元老们。”
罪恶！实实在在的罪恶。像水泥一样坚固。
“没有。”乔断然说道。
简直不敢相信。我无法容忍。客观存在的罪恶。他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听着苏特街上来往的车辆声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声。我们所有的宗教都出了问题。我该做些什么呢？他问自己。他走到大使馆前门。一名职员打开门，田芥先生走下台阶，来到小道上。车都停在那里。他的车也停在那里。司机们都在车旁站着。
“我希望是那个金发高个的家伙，席腊赫。”朱莉安娜说，“上帝，他终于死了。你觉得席腊赫有机会吗？”
罪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倾倒在我们身上，渗透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甚至渗透进路面。
“一定会是海德里希当政。”乔说。
为什么？
“……据报道，在已故总理鲍曼、艾伯特·斯佩尔和其他领袖的提议下，将改组政府。国家宣布将进行为期两星期的官方哀悼，许多商店和公司都关门歇业。人们期待魏玛会议，也就是第三帝国国会会议的召开，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国会会议的召开需要得到批准……”
因为我们是盲目的田鼠，只知在泥土里用鼻子摸索前进。我们一无所知。我看出了这一点……现在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只能惊慌地大声喊叫，意欲逃离。
乔调高了声音。
真可怜。
“……帝国的所有电台都取消了事先安排的节目，听众只能听到在纳粹党歌的伴奏下，帝国安全部门肃穆的大合唱。后来在德累斯顿，纳粹党代理总书记和取代盖世太保的国家安全警察首脑们根据……”
当他朝自己的车走过去时，他看到所有的司机都注视着他。笑话我吧。忘了拿公文包，丢在座位上了。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朝自己的司机点点头。车门打开了，他钻进车。
朱莉安娜和乔腾地站了起来。
送我去医院，他想。不，送我回我的办公室。“日本时代广场，”他大声说道，“开慢点。”他看着这座城市，看着来往的车辆，看着路边的商店，看到了一幢非常现代化的大楼。还有人，男人和女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鲍曼总理逝世的消息让整个德国无比震惊，这个消息昨天得到证实……”
他到了办公室以后，指示拉姆齐先生联系另一个商会，有色金属矿产商会，让他们去大使馆开会的代表回来后跟他联系。
收音机里的音乐停了下来。从欧洲传来嘁嘁喳喳的短波声，好像在播一条新闻。播音员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模糊不清。很长时间里，收音机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片寂静。接着传来丹佛播音员的声音，非常清晰，似乎说话人就在身旁。朱莉安娜想去调台，但被乔拉住了。
刚过中午，电话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