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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件我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认为自己疯了，这个想法反倒使我平静下来。
“萨特里厄斯！”我喊道，“萨特里厄斯博士！是我，凯尔文，我是新来的！我必须见见您。请把门打开！”
我终于完全明白了斯诺特讲过的话—如果这个叫斯诺特的人真的存在，而且我曾经跟他谈过话：毕竟这些幻觉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又有谁能知道，我是不是还在“普罗米修斯号”上，突然染上了一种精神病，而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神经错乱的产物？然而，如果我真是生了病的话，我的病情就有可能好转，这至少可以给我一丝解脱的希望。而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在索拉里斯星上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团解不开的噩梦，我从中看不到任何得到拯救的希望。
楼上要更热一些。低矮的天花板下，宽宽的走廊里稍稍有一丝穿堂风。通风口上的纸条狂乱地飘动着。主实验室的门是用一整块厚厚的磨砂玻璃制成，镶在一个金属框架里。玻璃被从里面用某种黑乎乎的东西遮住了，只有从天花板下方一个窄窄的窗户里露出一丝亮光。我按了一下门把手。正如我所料，门纹丝不动。屋里一片寂静，时不时传来一种轻微的嘶嘶声，就像是煤气灯燃烧的声音。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
那么，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身上进行某种依照逻辑而设计的实验—一个判决性实验—好让我断定我究竟是真的疯了，受着自己头脑中幻影的摆布，还是说尽管我的这些经历荒谬无比，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却千真万确。
附录里就讲了这么多。我猜想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贝尔东的报告本身：它可能会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位经验丰富的太空飞行员精神崩溃？我又在那几堆书里翻了一遍，但还是找不到那本《小伪经》。我感到越来越疲乏，于是决定离开舱室，等第二天再找。在经过铝合金楼梯时，我看到有几片斑驳的亮光从上面照下来。这么说萨特里厄斯这个钟点还在工作！我觉得应该去见见他。
我一边思考着，一边凝视着一个用来支撑起落场承重结构的金属支架。它的形状是一根金属杆，从墙上突出来，四周用凸形金属板加固，漆成了浅绿色。在大约一米高的地方，有几处油漆已经剥落，多半是运送火箭的推车从那儿经过时擦掉的。我摸着上面的钢铁，用手将它焐了一会儿，然后敲了敲防护板的卷边。幻觉能达到这么逼真的程度吗？也许能，我自问自答。这毕竟是我的本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知道的。
医生们怀疑贝尔东也中了毒。尽管他表面上似乎很快就恢复了理智，但他一刻都不愿离开考察队主火箭飞船的船舱，而且拒绝靠近可以看到那片海洋的窗口。两天后，贝尔东宣布他想要提交一份有关这次飞行的报告。他对此一再坚持，声称此事至关重要。考察队咨询委员会审查了这份报告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人的头脑受了大气中有毒气体的毒害之后所产生的病态产物。因此这份报告并没有被包括在考察队的历史记录当中，而是被收入了贝尔东的医疗病历，整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有可能设计出这样一个判决性实验吗？一开始我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我有病的大脑（如果它真的有病的话）会产生出任何我需要的幻觉。不仅是在生病的时候，就算是在最普通的梦里，我们也会和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并不认识的人交谈，向这些梦中人物提问题，并听到他们的回答。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人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来自从我们头脑中暂时分离出去、貌似独立的一部分，然而在梦里，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将会说些什么。但实际上，这些话是我们头脑中那个分离出去的部分编造出来的，因此在我们把它想出来，并放到一个虚构人物嘴里的时候，我们自己早就应该知道了。所以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计划，进行什么样的实验，我总是可以对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和我们在梦里的行为一模一样。斯诺特和萨特里厄斯在现实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向他们二人中间的哪一个提问都没有用处。
天黑了几乎一小时之后，正当人们为了他的安全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他在基地上空出现了。他正处在一种神经性休克的状态；他不用人帮忙就自己爬出了直升机，但一下飞机便拔腿就跑。当大伙终于把他控制住的时候，他却又哭又喊；作为一个拥有17年太空航行经验、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的男子汉，他的这种表现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我还想到我可以服用一些强有力的药物，比如佩奥特碱，或者是别的什么能够产生幻觉或多彩幻象的东西。如果服药后真的产生了幻觉，那就证明我服用的药物的确存在，是我周围现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我又进一步想到，这也并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个判决性实验，因为我知道这种药物（当然这必须由我来选择）应该在我身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服药的行为和药物造成的效果同样都可能是我自己想象力的产物。
再回到前面所讲的事件—到了傍晚，所有参加救援的运输工具都已返回，只有贝尔东驾驶的一架大型货运直升机除外。
我开始觉得没有任何办法摆脱这种疯狂的恶性循环—归根到底，一个人只能用他自己的大脑来思考，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体之外来检查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过程是否正常。而就在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切中要害。
就这样，费希纳成了这片海洋的第一位受害者。他的尸体本来应该还在宇航服里，漂浮在海浪之上，但经过一番寻找，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不过它也许漂到了别的地方：这数千平方英里的海面上波浪起伏，空空荡荡，而且几乎总是笼罩着一层薄雾，考察队根本没有能力将其全部仔细搜寻一遍。
我从那堆卷起的降落伞上跳了起来，直奔无线电台室。房间里没有人。我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动时钟，将近凌晨四点，仍属观测站人为约定的黑夜，窗外是一片红色的黎明。我迅速打开长途无线电通信设备，一边等着电子管预热，一边把实验的各个阶段在脑子里又排演了一遍。
为了帮助卡鲁奇修理他的呼吸装置，费希纳不得不解开自己的安全带，站起身来。这是卡鲁奇记得的最后一幕。据专家推测，接下来事件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在修理卡鲁奇的供氧器时，费希纳打开了驾驶舱的顶盖，可能是因为顶盖很低，妨碍了他的活动。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因为这种气垫车的驾驶舱本来就不是密封的，而只是用来抵挡风吹雨打等各种天气状况的影响。就在他这样忙活着的时候，费希纳自己的供氧装置一定也发生了故障，于是他渐渐开始发晕，结果从打开的顶盖出了驾驶舱，爬到了气垫车的顶上，然后掉进了大海。
我记不得环绕索拉里斯运行的那个卫星体上自动观测站的呼叫信号是什么，但在主控制台上方挂着的一块小牌子上找到了。我用莫尔斯电码进行呼叫；八秒钟后有了回答。那个卫星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电脑，用有节奏的重复信号向我报到。
他们将这辆气垫车带回了基地，并对卡鲁奇进行了治疗。他当天晚上便恢复了知觉，但是费希纳究竟下落如何，他却一点都说不上。他只记得，就在他们准备返回基地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他呼吸装置上的排气阀发生了堵塞，他每吸一口气，就会有少量有毒气体进入他的宇航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