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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说……我在说……好的。那么说……她的声音……这就意味着它对我们的内心一目了然。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许吧,”我说道,“对,有可能是我梦到的……”
“我懂。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它愿意的话,它就可以和我们互相沟通。”
“没有。一定是你梦到的。”
“当然。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你哪儿也没去?”
“不,完全不是。也许它只是获取了一个生产处方,而这个处方不是由语言构成的。作为一个牢固的记忆痕迹,它是一种蛋白质结构,就像是精子的头部,或是卵子。归根到底,大脑里并没有任何文字或情感之类的东西,一个人的记忆是用核酸语言写在大分子异步晶体上的图像。因此,它取走的是我们大脑中刻得最清晰、藏得最深的印记,最完整、最深刻的印记,你明白吗?但它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具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就好比假设我们能造出一个对称体,把它扔进这片海洋里,我们了解它的构造、技术和结构材料,但是完全不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也不知道它对这片海洋意味着什么……”
“那……那可能是你梦到的吧,克里斯。我哪儿也没去。”
“很有可能,”我说道,“是的,是有这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并不是……也许它并不是有意践踏我们的感情,打击我们的精神。也许是这样。它只是在无意中……”我的嘴唇开始颤抖。
“是的。”
“凯尔文!”
“夜里?”
“我知道,我知道。好的。没事。你是个好人。它也很好。大家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呢?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告诉了她些什么?”
“哈丽,”我轻声说,“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真相。”
第二天早晨和往常没有两样。只有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我才用怀疑的目光瞥她一眼。午饭后我们并排坐在弧形的窗户前,红色的云彩从窗外低低飘过。观测站就像一艘船,在云中穿行。哈丽在看书,而我则凝视着窗外,最近这已经成了我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机会。我注意到,如果把头偏到某个角度,我就能在窗玻璃上同时看到我们俩的镜像,几乎是透明的,但很清晰。我将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拿起。在窗户上,我看到哈丽先瞥了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在盯着大海,然后俯下身,吻了一下扶手上我刚才碰过的地方。我仍旧坐在那里,姿势僵硬,很不自然,而她又低下头去读她的书。
“真相,真相!什么真相?”
我急忙跳下床,但我心中充满了恐惧,两条腿不听使唤。我站在那里,仔细听了片刻。四周寂静无声。我又慢慢把自己拖回到床上,感到自己头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我开始数数。数到1000时,我停了下来,门无声地打开了,哈丽悄悄进了房间。她停住脚步,好像在聆听我的呼吸。我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克里斯?”她轻声低语道。我没有回答。她迅速溜到了床上。我可以感觉到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而我躺在她身边,无力动弹,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想开口问她,但时间过得越长,我心里就越明白不会是我第一个打破沉默。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我睡着了。
“你知道的。咱们现在就到我房间去。我们来写一份报告。来吧。”
“哈丽?”我低声道。我想大声呼唤,但又不敢。我在床上坐起。通向走廊的门微敞着,一道窄窄的亮光斜穿过房间。我觉得自己能听见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她在跟什么人说话吗?这个人是谁呢?
“等等。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该不会是打算继续留在观测站吧?”
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听见哈丽悄悄从床上爬起身。我想把她拉回来。只有在寂静中,在黑暗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片刻的自由;只有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我们才会暂时忘却将我们团团围住的绝望,从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暂时的缓解。她大概没注意到我醒了。我还没来得及伸出手,她已经悄悄下了床。仍然半睡半醒的我听到了她赤脚走路的声音。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焦虑。
“我想留在这里。是的。”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就像是同一天在不断重复,没有任何变化。窗外的遮阳板升起落下,晚上我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早晨我们从床上起来,游戏又重新开始,可是难道这真是一场游戏吗?我假装冷静,哈丽也是一样,这种无声的协议成了我们最终的逃避手段,明知彼此在互相欺骗,却心照不宣。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我们将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事情,我们将在某个大城市的郊区安家落户,再也不离开蓝天绿树。我们还一起梦想着将来家里的装潢和花园庭院将是什么样子,甚至还对细节争论不休——树篱、长凳……对于这一切,难道我相信过哪怕是一秒钟吗?没有。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我很清楚。因为即使她能够离开观测站—并且活下来—那也只有人才能在地球上着陆,而一个人的身份必须由身份证件来证明。第一道检查手续就会把这条路堵死。他们会试图辨明她的身份,首先就会把我们俩分开,这样她马上就会露馅。这个观测站是我们俩唯一能够共同生活的地方。哈丽知道这一点吗?肯定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吗?根据已经发生的一切判断,多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