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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这又是邦夫特的影响，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会使得演员本人的内心也变得温和。“比尔，你怎么又张口就来？你早就明确说了，我就是个雇来的帮手，因此我没有义务承担工作职责之外的责任，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再雇我干其他工作，除非它适合我。问题是它不适合!”
我想尝试的这场走钢丝表演，幸亏有了邦夫特的法利档案——可能是最棒的——才变得可能。法利是一位二十世纪的政治经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服务于艾森豪威尔。他发明的记录人物关系的方法，在政治上起的作用与德国人发明的参谋对战争的作用一样具有革命性。然而，在佩妮给我看了邦夫特的法利档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寇斯曼一副被冒犯了的样子，刚想回嘴，却看到了克里夫顿在强忍住笑容。他狠狠瞪了一眼，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耸了耸肩，说道：“好吧，浑蛋，算你对，演讲可能跟吉洛迦政府倒台没关系。不说了，我们还有活要干。你不想继续帮我们了，算怎么回事？”
它是一本关于人物的档案。当然，政治艺术就是关于人物的。档案包含了邦夫特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见过的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人。每份卷宗都详细记载了邦夫特通过他本人的接触而采集到的个人信息。任何信息，不管该信息是如何琐碎——事实上，“琐事”通常是第一个记录：妻子、孩子和宠物的姓名及绰号、爱好、食物和饮料的口味、偏见、怪癖，等等。接下来的是每次邦夫特和那个人交流的时间、地点和评论。
“是吗？你怎么张口就来？你是说我的演讲很烂，烂到人类党受不了了，直接辞职了，是吗？”
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会附上照片。档案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线上资料”，即通过搜索得来而不是邦夫特本人亲自采集的信息。这取决于被记录者的政治地位。有些人物的“线上资料”是一篇好几千字的个人传记。
“嗯？才不是呢!你的演讲很烂。”
佩妮和邦夫特都佩戴着微型记录仪，由身体的热能供电。如果邦夫特是一个人，他会找机会往自己的仪器里记录——在洗手间、在车里，等等。如果佩妮跟着他去了，她会负责记录，她的仪器看上去就像是块手表。佩妮没空去将记录转录到微缩磁带上。杰米·华盛顿手下有两个女孩是全职干这个的。
我若有所思地说道：“比尔，难道你是在抱怨我演讲的效果太好了，以至于你都不满意了？”
佩妮给我看了法利档案，厚厚的一大堆——真的很厚，而且每卷磁带上都记录了至少一万个词语——然后对我说这些都是邦夫特熟人的个人信息。我怨叫了一声(就是抱怨和尖叫的混合声，夹带着强烈的情绪)：“上帝，可怜可怜我吧，小姑娘!我跟你说，这活儿没法干。谁能记住那么多东西？”
好吧，如果真的是它造成的，那它就是个特快专递。
“还用问吗？当然记不住。”
我太震惊了，难道吉洛迦的辞职真的是我造成的？我都忘了想打碎他牙齿的冲动了。他们真的这么想？我承认它是个精彩的演讲，不过它能造成这种结果吗？
“你刚才不是说过，这些都是他记住的关于朋友和熟人的信息？”
“他的意思是，”克里夫顿回答道，“他相信吉洛迦政府的倒台，和你昨天的演讲有直接关系。他甚至可能是对的。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比尔，尽量礼貌点，好吗？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不完全是。我说这些都是他想记住的东西。但因为不可能全记住，他才会做这份档案。别担心，你不必记住所有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它的存在。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他在遇到某人之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查阅一下法利档案。如果有类似情形出现，我会用同样的方法保护你。”
“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投影在桌面上的法利档案。
他挣脱了我的手：“在飞船里吗？你真的是头脑简单，是吗？你那个榆木脑袋还没想明白，这一切其实是你自己造成的？”
桑德斯先生，应该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他有一只斗牛犬，名叫伤风小牛仔，几个性格各异且无趣的孩子，他还喜欢往威士忌里加一片柠檬。
我走过去抓住了他的胳膊：“你在威胁我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到外面去解决。”
“佩妮，你不是想说邦夫特先生会假装记得这种小细节吧？这让我觉得有点假。”
“垃圾!你是不是太蠢了，斯麦思，你意识不到你已经陷得太深，无法脱身了吗？别逼我们。”
佩妮并没有因为我非议了她的偶像而生气，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我曾经也这么想过。但是你的想法不对，头儿。你曾经写下过你朋友的电话号码吗？”
“我没说废话。这不是我当初应承的工作。”
“嗯？当然。”
“哦，别废话了!我们有急事。你为什么拒绝了？”
“这属于不诚实的行为吗？你会跟你的朋友道歉吗，因为你对他不上心，连他的号码都记不住？”
“我没傻，”我回答道，“顺便提醒一句，比尔，你刚进来的那扇门上有个适合敲门的好地方。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规矩是敲一下然后大声问：‘我方便进去吗？’希望你能记住我的话。”
“嗯？好吧，我投降，我说不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