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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一条暗沉沉的寂静街道上，路边都是两户一幢的框架式住宅，钱斯在一幢三层楼的砖土结构房屋前放慢车速，车库门开在这幢楼的正中央。他用遥控器打开车库门，开进去后又用遥控器关门。我跟着他爬上一段楼梯，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宽敞房间。
他大笑：“我不怎么来这儿，打给应答服务比较容易找到我。”
我们沿着第二大道向南开，穿过下东区，从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布鲁克林。下桥时我们拐了无数个弯，彻底破坏了我的方向感。看路标也没什么用处，我不认识这些名称。不过看着周围从犹太社区变成意大利社区又变成波兰社区，我大致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好吧。”
“我们一直在兜圈子，”他说，“现在我想带你去看看另一个世界。”
“再说，知道这个号码也没用。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我必须翻电话账单才能保证我不写错。另外，就算你拨进来，这儿也会静悄悄的。”
“我们不是一直在兜风吗？”
“为什么？”
“收入比写诗好得多，”他望向我，“想兜兜风吗？”
“因为电话铃不会响。这些电话只能往外打。装修这地方的时候我接了电话，也排了分机的线，这样我身边总有电话可用，但我从不把号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应答服务，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平均下来还是很可观。”
“然后？”
“诗人挣不到钱，妓女都很懒，但这个妓女在写诗方面可一点也不懒。她会一坐就是六个八个小时，仔细琢磨词句，她总有十几批诗寄给外面。一个地方退稿，她就寄到另一个地方去。她在邮票上花的钱早就超过了他们有可能付的稿酬。”他沉吟片刻，然后轻声一笑，“你知道我刚从唐娜那儿收了多少钱吗？八百块，仅仅是过去两天的营业额。当然了，有时候她的电话也会一连几天响也不响。”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在打台球，该死的电话忽然响了，吓了我一大跳。打电话的人问我想不想订一份《纽约时报》。两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结果是拨错了号码，然后我想通了，打进来的电话反正不是拨错号码就是推销东西，于是我找了把螺丝刀，走来走去拆开每一台电话机，电话里有个小铃锤，要是电流通过一段线路，它就会敲响电铃，我拆掉了所有电话机里的铃锤。有一次我从另一台电话打这个号码，你会觉得铃声在响，因为你不知道铃锤有没有被拆掉，但这幢屋子里没有任何铃声。”
“听上去很难靠这个谋生。”
“厉害。”
“肯付钱的杂志也登过几次她的诗，”他说，“有一次她收到了二十五块。这是她的最高成就。”
“门铃也一样。外面门口有个按钮，但没有接任何东西。自从我搬进来，大门从来没敞开过，你从窗口往里看也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安装了防盗警报器。倒不是说绿点区盗贼横行，这毕竟是个环境舒适、历史悠久的波兰人社区，但莱万多夫斯基老先生对安全和隐私情有独钟。”
前方的绿灯变红灯。他踩刹车，左右看看，然后慢悠悠地闯过去。
“我看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