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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尊重他的节制吗?”
“我不知道我和他聊不聊得来,应该还行吧。”
“我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找个聊得来的人也很重要。”
“嗯,你是否——”
我不情愿地想到吉姆:“有个家伙,我和他聊过几次。”
“今天晚上我对他说报纸上的消息让我难过。街头犯罪,人们对彼此做的坏事。简,这些东西在影响我。”
“不是那种朋友,是戒酒的朋友。第四,应该是你所在互助小组的成员,方便你们频繁联系。”
“我知道。”
“担保人不能是朋友?”
“他对我说你别读报就是了。你笑什么?”
她摇摇头:“首先,你应该找个男性担保人。其次,我戒酒还不够久。再次,咱们是朋友。”
“这么说也太机械了。”
“要是我请你呢?”
“人们一开口就说该死的无聊话。‘我丢了工作,我母亲得癌症快死了,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但我今天没喝酒,所以我是胜利者。’”
“没错。”
“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对吧?”
“非得这样吗?你必须请别人为你担保?”
“有时候。你笑什么?”
“对我来说非常久了。”她拿起咖啡杯,发现已经空了,然后又放下,“你认识什么人愿意当你的担保人吗?”
“‘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切除鼻子?”
“真的很久。”
“别笑,”我说,“这种问题很严肃的。”
“就是一个女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其实还比我小一岁半,但她戒酒已经快六年了。”
没过多久,她开始说她所在的互助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儿子死于交通肇事逃逸。这位老兄去参加戒酒会活动,讲述人生故事,从团体中汲取力量,事情似乎从头到尾都变成了某种灵性体验。他保持清醒,他的节制赋予他力量,让他能够应付如此变故,在体验悲痛的同时安慰家庭的其他成员。
“这个在世间传达上帝之声的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一个人能够体验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几年前我打出一颗流弹,反弹后害死了六岁的小女孩爱斯特丽塔·里维埃拉,事后若是我能滴酒不沾,现在的情况会怎么样。我用波本威士忌淹没因此而来的情绪,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尽量。”
也许并不是。也许根本不存在捷径和便道。有些事情也许你必须咬牙熬过去。
“你的担保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吗?”
我说:“你在纽约从不担心被车撞倒,但这种事在这儿一样会发生。警察抓住逃逸的司机了吗?”
“我不知道。”
“没有。”
“天哪,”我说,“我过来是因为我快把自己逼疯了,而不是因为饥渴难耐。”
“他多半喝醉了。通常都是。”
“因为第一年之内发展关系不是个好主意,另外也因为和一个刚开始戒酒的人交往是个坏主意。”
“也许他喝断片儿了。也许他第二天清醒过来,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她为什么这么说?”
“我的天,”我说,想到那天晚上的发言者,捅死情人的那位同性恋,“翡翠城有八百万个故事,也有八百万种死法。”
灰色的大眼睛躲避我的视线:“她说我不该和你睡觉。”
“赤裸都市。”
“她还说了什么?”
“我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