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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它们没能保护A线宽水道站的那两个女人。一位售票员举报了几个跳闸门的年轻人,年轻人对她怀恨在心,于是用汽油灌满灭火器,把汽油喷进岗亭,然后点了根火柴。整个岗亭顿时爆炸,两个女人被烧成灰烬。又多了一种死法。
不久前,一名售票员在一个这种岗亭里心脏病突发。急救人员无法进入上锁的岗亭,给他做心肺复苏,可怜的倒霉蛋就死在了里面。然而话说回来,我猜它们保护的人还是比杀死的多。
一年前的报纸登过这条消息。当然了,没有规定说我必须读报。
这个车站是个地区性的小站,月台上空荡荡的。售票员坐在上锁的防弹岗亭里,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感觉安不安全。纽约出租车有厚实的树脂玻璃隔板保护驾驶员,但我拦下的司机无论有没有隔板都不肯去上城区。
我换了些代币。要搭的车来了,我上车去上城区。我在凯文·斯茂酒吧和莱诺克斯大道的另外几个地方问了问。我在一家肋排店撞见了罗亚尔·瓦尔德隆,和他谈的话与我和其他人谈的毫无区别。我在一二五街喝了杯咖啡,走完剩下的路去圣尼古拉斯大道,在喀麦隆俱乐部的吧台喝了杯姜汁汽水。
接连两辆出租车拒绝去哈莱姆。有规定说他们不得拒载。假如一名服装整齐的乘客要求去纽约市五大区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驾驶员都必须送他前往。我懒得向他们引用相关法条,走一个街区去搭地铁更加简单。
玛丽露的公寓里有一尊来自喀麦隆的雕像。祖灵雕像,镶嵌着玛瑙贝。
然而这种好事几乎从不发生。一般来说,假如你运气够好,消息会传播出去。这座该死的城市有八百万人没错,但真正令人惊诧的是他们如何彼此交谈。如果我操作得当,那么用不了多久,这八百万人就会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知道某位死去的妓女有个男朋友,而一个叫斯卡德的家伙正在找他。
我在吧台前没找到和我熟得能聊几句的人。我看看手表,时间有点晚了。星期六晚上,纽约的酒吧提前一小时关门,三点,而非四点。我从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喝过量的人醒酒,赶得及星期天去教堂。
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你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心里怀着的只有希望。可能性永远存在:你说完你那通话,交谈对象一转身指着某个人说:“就是他,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角落里的那个大块头。”
我向酒保打听超时营业的地方,他只是瞪着我,面无表情。我不由自主地对他说出了老一套,说我在找有关金的男朋友的消息。我知道我不可能从他嘴里问出答案,知道我连现在几点钟都没法从他嘴里问出来,但我还是把消息传播了出去。他能听见我说话,我左右两边的人也都能,他们都会和别人交谈,消息就是这么传播的。
我确实这么做了。普根夜总会大概是我拜访的第九个地方,丹尼男孩贝尔是我聊过的第十五个人。有几个地方是我寻找钱斯时去过的,但其他地方不是。我试过村里的酒馆、默里山和海龟湾的低档场所、第一大道的单身酒吧。离开普根夜总会后我继续这么做,在出租车和点饮料上花小钱,雷同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抱歉,我帮不了你,”他说,“无论你在找什么,在上城区都找得太远了。”
只是待在旅馆房间里,不可能让我找到答案。妈的,这个晚上挺怡人的。雨在戒酒会活动期间停了,风也小了不少。现在该挪动我的屁股,叫几次出租车,花掉一点钱了。我似乎不想把这笔钱存进银行或塞进募捐箱或寄到赛奥西特给前妻,还不如去到处花光呢。
我猜那小子跟着我走出了酒吧。我没注意到,我应该注意到的。你必须时刻注意这种事情。
金和她面目不清的男朋友,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假如他们一有时间就关门厮混,上床打滚,发誓相爱永不渝,从来没和其他人说过任何话,那我多半就会撞个满鼻子灰。但也许他们会一起外出,也许他在某个圈子里炫耀过她;也许他告诉了某个人,而那个人又告诉了其他人,也许——
我顺着马路向前走,我的思绪在四处乱跳,一会儿是金神秘莫测的男朋友,一会儿是捅死了情人的发言者。等我觉察到身旁有动静,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我刚开始转身,那家伙的手就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进了巷子口。
没人接。也无所谓。我并不怎么想把下一个钟头花在和又一个妓女喝姜汁汽水上。
他直接扑向我。他比我矮一两英寸,但蓬松的爆炸头不但弥补了差距,还高出去一截。他十八或二十甚至二十二岁,留着海象八字胡,一侧面颊上有块烧伤的疤痕。他穿着拉链口袋的飞行员夹克和紧身的黑色牛仔裤,他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枪口指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