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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说。
陶七果然瞧着我。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如此说来，这一切便说得通了。」我指了指我们身旁的其他车辆，「犯人的目标是某位英国人，他们在码头附近等待，对方的车子现身，他们使开车跟踪，上同一班渡轮。在船上杜自强和苏松假装吵架，引哄目标人物视线，邹师傅便在对方的车上装设计时炸弹。」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份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为什么是英国人？」
「是、是！」
「姓邹的说过，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所以很可能是英国人。」阿七跟我再次找胡子水手，要他向民邦号的船员查问一下。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长官，船要靠岸了，我们的工作很忙啊！」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一句就好，拜托了。」阿七说。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胡子男似乎没想到员警也会低声下气求市民协助，他一脸不情愿，但还是朝驾驶室的方向走过去。「只是问一句两点半从中环往油麻地的航班上有没有老外吧？这是最后一次帮你们喔。」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一分钟后他便回来。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没有啦，他们说一个都没有。」他以不信任的眼神瞧着我们。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没有？」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没有，全船都是华人。」胡子水手叹一口气，说：「长官大人，请你们干脆在码头等等吧，五点民邦号便靠岸了，你们亲自问，要问多久也可以啊。」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跟阿七只好答允，然后看着水手们做泊船准备。四点半，我们离开民定号，来到佐敦道码头。阿七跟码头人员打招呼，表明员警身份，说要上五点到达的民邦号调查。我们便在码头上船通路旁等候。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着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其实，这年头没有几个英国人会搭汽车渡轮吧？」在等候期间，阿七说。
我仔细打量每一桌的食客，留意没有同伴的男人—也许，杜自强和苏松不在，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但英国人一样会从港岛到九龙，或是从九龙到港岛啊？」我说。
我点点头。我走在桌子之间狭窄的通路上，不断张望，找寻杜自强或苏松的脸孔。我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如果是高级官员，都会坐公务船。一般的英国人会因为最近的时局，减少外出，有些更回英国老家避难了，我知道好些洋警官的家人近期都不外出，只留在家中，顶多在家附近活动，他们一样怕遇上示威民众，会把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
「杜自强他们可能仍未离开。」因为环境嘈杂，阿七在我耳边嚷道：「他们如果准备动手『干大事』，要冒被捕的风险，姓邹的可能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你找这一层，我找三楼，如果你发现他们，便到三楼通知我。我改变了装束，杜自强应该不会认出我，万一他发现你，你便说约了朋友饮茶，找借口离开。」
阿七的说法也有道理。可是，我觉得我的推理应该没错。
虽然已是下午两点半，茶楼内的茶客仍很多，喧嚣的食客几乎坐满每一张桌子。点心女郎捧着附肩带的金属盘子，盛着一个个堆叠如小山、热气腾腾的蒸笼，在桌子之间游走叫卖，茶客们纷纷向她们招手。
这半个钟头我和阿七都如坐针毡，坐立不安。阿七将收音机音量调大，他说想知道四点有没有在美和楼发现真炸弹。
「我们找人。」阿七说。那企堂听罢便没理会我们，继续招呼其他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