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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每次走进银行都会觉得：你正在进入资本家的神庙。我想，我有时候会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特顿并不总是喜欢我说的话。一天，我从一九三一年的教皇通谕中引述了一段话给他听，我记得是《第四十年》，谈论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到了最低生活工资，等等。他用心在听，我以为我让他心动了。最后，他说：‘恰治，教皇对做生意狗屁不通。’“是特顿让我从政的。他说：‘你要从政。’他让我参加一九四四年的伯利兹市议会竞选，我落选了。但现在，即便有医生劝我放弃政治，我也不会放弃。”
当乔治·普赖斯还只是英属洪都拉斯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的时候，危地马拉对洪都拉斯的主权要求对普赖斯是有用的。而现在他身为首相，这种主权要求令他深陷泥淖，削弱了他的力量。
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位殖民地的政治家，既是这里的第一位领袖和教育者，也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过时的人。政治作为这位失意神父的事业，就像一片无人居住的教区：不再有回应。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让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变得流于表面，陷入停滞。发展也像独立运动一样，开始退潮。首相以前到村子里去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带来新闻的人。
“虽然看上去不像，”危地马拉副总统说，“但普赖斯确实是黑人。如果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玛雅印第安人，而且是个爱国者，他就不会跟那些黑人搅在一起。”
“他们好像并不想要一位弥赛亚，”首相的副手说，“他们想要的似乎是参与，或者是集体领导。我认为首相已经感觉到了乡村的这种变化。他最近扩大了内阁。”
“以宗教信徒的身份去巡游，”反对派的二把手说，“这通常是一种有效的做法。但普赖斯想戏弄谁？他一直梦想着一个辉煌的拉丁天主教的中美洲帝国。”
“我老了，”首相说，“不再是当年那个斗士了。”
“这件事情很微妙。”首相的副手说，“微妙的是，如果危地马拉来接管洪都拉斯，普赖斯先生的损失会比较小。普赖斯先生的肤色和他化的种族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些依据。”
“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变化跟他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总督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不断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脱离那份工作。我极其幸运。在老殖民地部门工作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人都离开了。剩下的确实只是极少数人。”
“普赖斯先生跟其他人不一样。”反对党领袖说，“我们都有妻子和家人，消遣和娱乐。普赖斯先生只有一个心思：赶走英国人。但我们相信，他很乐意让危地马拉人来取而代之。”
外部世界在入侵。老一辈人有首相的赐福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儿子从海外求学归来，对两个党派都心怀不满。他们谈论越南，谈论黑权运动。他们瓦解了黑人对旧时代奴隶制的忠诚。
乔治·普赖斯青年时代的学习是为了成为神职人员——那张让人不安的嘴是一位固执神父的嘴——连他的反对者都说，岁月和权力都没有改变他。他对金钱不感兴趣，并且以乐善好施著称，他的外间办公室总是挤满了恳求救济的人。他的公务车是一辆路虎，他马不停蹄地在空旷的乡间巡视，问候众人，检查工作。然后，一天的公众生活戛然而止，天天如此。
“白人把土地都买完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试图控制黑人的思想，让他们不愿意使用土地。英国殖民者串通起来，让他们的黑人奴隶永远充当伐木工人。对黑人来说，做伐木工已经成了一种生殖器的象征。”
首相每天回家很早。他没有结婚，由一位邻居帮他做饭。他很少在家中接待访客，也很少把工作文书带回家。他读小说，最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也读神学著作。他上床睡觉之前总要祷告。他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做弥撒。他从不会因为作政治决策而焦虑不安，经过晚上的祈祷和休息，决策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他八点钟准时上班。他没有白头发。
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始终潜藏着“种族－宗教”的暗流：黑人－新教徒在城镇；罗马天主教徒在乡村。现在，种族问题有可能让原来的政治问题变得愈加无关紧要。这位出于政治虚荣而刻意维持着深色皮肤的白皮肤首相，此时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首相乔治·普赖斯阁下并不住在他的官邸里，而是住在自己家的旧屋，在伯利兹城破败的市中心。那座房子建在一些高高的桩子上，没有粉刷，在风吹雨打中变成了黑色。房子毫无特色，在一道高高的篱笆后面紧闭着，门前也没有台阶。
总督得到了一份“黑权运动”最近一次集会的报告。
餐厅里挂着一幅美化首相形象的肖像，是当地一位画家照着首相的照片画的。画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朝气勃勃，透着顽皮的神情，戴着眼镜，身穿一件敞领衬衫。顽皮的神情来自眼睛和嘴；画上的嘴唇有些裂口，像是瘀肿和皴裂。画家画嘴的时候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凭着从收音机里听首相的声音，才把嘴给画对了。每天早晨，收音机的《起身劳作》节目里就会传来首相的声音。首相是多种族混血：玛雅印第安人、欧洲人，还掺杂了一些非洲人的血统。他看上去是白人，这幅画却把他的皮肤画成了黑色。
“他们昨天晚上吸引了一百五十个人。我必须承认，他们说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