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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战小组受训的地方是北卡罗来纳州。来格林纳达是他们第一次在外国人民中间执行任务。这里的人民很友好，没有什么“攻心”的事情要做。心理战遭遇的是真正的需求和真正的无助；这些人所受的训练是让他们扮演更为勇武的角色，所以他们没有处置这些问题的手段。
一九七九年三月，“新宝石运动”通过一次政变上台时，绝大多数格林纳达人都为之感到高兴。埃里克·盖里统治这个岛太久了。盖里出身简单，一九五一年组织了一次大罢工。凭着这种方式起步，他很快就作为贫穷黑人的拯救者赢得了政治权力，并且紧抓不放。在掌权期间，他变得时髦起来。他富有，优雅，爱穿白色西装；据说甚至曾有白人女性为他倾倒。住在格林纳达那些小房子里的乡下穷人理解这一切。他们觉得盖里的胜利是黑人的胜利，因此也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让他执政。是盖里领导格林纳达走向了独立。
吉普车上的扩音器播放了一种奇怪的（也许是“让心灵平静的”）瑞格舞曲，还有在热带嘈杂的雨声中夹杂的鼓声。事先录好的声明，半是威胁，半是施惠，反复地播放着。探访的风声传到了其他村子。卡利斯塔夫人的店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想要检查“血压”。
在格林纳达这个拥有八十五平方英里国土和一万一千人口的国家，革命就像它所引发的美军入侵一样，是一种强加给人民的东西，同样地富有戏剧效果，同样地不成比例。
CBS节目组的人录了很多场景，在雨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四处忙碌。摄像师滑倒了，摔伤了肘部（但是保住了他的摄像机）。这部片子如果能在CBS晚间新闻播出，将是美国人在这一天里更大的成就。但如果没能在晚间新闻播出，它就比这次心理战演习更不重要。
汽车开始下坡，穿过潮湿的、长满蕨类植物的森林保护区，向着西海岸驶去。革命的象征——白色田野上的红色圆盘——出现在沿途的墙上和篱笆上。在首都圣乔治附近，革命标语牌越来越多，并且没有被涂掉。有些标语是关于“生产”的。在农村，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词，一个奇怪的词。它从来也无法拥有革命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而总是代表着那些统治者的权力。
在回圣乔治的路上，我们的车经过三个身穿白色衬衫和海军蓝裙子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喊道：“白——人！”那不是问候，而是一种描述，等同于一声口哨，在友好的讽刺与挑衅之间回旋，是一种对种族差异的确认。
等我们再次上路，我把刚才混乱的经过整理清楚，才弄明白收音机是那个男孩打开的，播出的音乐很快就变成了西班牙语节目，是给那个看起来像拉美人的陆战队员用的——他问了我一些琐碎且毫不相干的事情——用来评估我对西班牙语的反应。心理战，特种作战。所有这些搜查程序都事先演练过。美国人仍然在格林纳达搜捕古巴人。
心理战部队认为没有必要涂抹或消除革命标语——除了上山通往乔治堡的那条小街上的标语。那里是人民革命军的杀戮之地。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没有挥手叫我们停下。他半蹲下，把紧握的左手推向我们的车。富有戏剧效果。似乎小村子里的所有小孩都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一个陆战队员是黑人，有一个是华人，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拉美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搜查了行李，还搜查了车。路边的一个晶体管收音机音量被调得非常大，后来有陆战队员叫一个男孩把它关掉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传奇。详情众说纷纭——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目击者或参与者；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当群众把领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时，他身体非常虚弱。他三天没有进食了，可能是害怕下毒，也可能是古巴医生给他注射了让人脱水的药物。他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被绑在床上。他无法行走。大家用车把他送去乔治堡。那里的士兵站到了他一边；他母亲让人为他送来了三明治和橙汁。随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来了装甲车。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现在已成为传奇，成了一个格林纳达人受难的故事。
出租车司机伦诺克斯说：“我很好奇。我听说他们今天要拦车搜捕。”他平静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大事件。
从乔治堡可以俯瞰内港的入口。城垛上架设着十九世纪的加农炮。军队的驻扎地是一座牢固的殖民时期的旧建筑，有着与公共工程部类似的意大利风格，在人民革命军建军之前这里是警察总部。美军的轰炸精确而轻微：在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上，有四个相邻的洞。靠近院子的一侧是监狱区，生锈的铁丝在一个小院子的上方蔓延，有三个水泥小牢房通往这个小院子。
在公路沿线散布的房屋里，在路旁土路上的吉普和卡车里，海军陆战队员显得很放松，但仍然保持着警觉。在一个交叉路口处设有路障。
这个监狱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实施“manners”的地方。有些囚犯是拉斯特法里教徒；可能有多达二十名教徒被关在那片小小的空间里。官方用红色模版印出的标语——纪律第一严守纪律我们宁死不做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仍然和拉斯特法里教徒混乱的（或许是吸毒后写的）抗议标语混淆在一起：人若失去灵魂，就算得到全世界，他又能拥有什么。
这里的房屋矮小，建在木桩或低矮的混凝土柱子上，倾斜的屋顶用瓦楞铁皮制成。更老的房子是木制的，有一些按照法属加勒比风格建造，有着经过雕饰的山墙、顶窗和百叶窗。房子周围有一些植物，看上去像灌木丛，其实是一块块的种植地：可可，紫色的豆荚径直生长在黑色的树干和小树的枝条上；西柚、鳄梨和芒果；大叶的面包果和热带栗子；车前草、香蕉和肉豆蔻。这里没有大片的地产。只是加勒比的农村而已。
城垛附近到处都是垃圾：平整的革命军制服被丢弃在地上，靴子，塞有填充物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俄制武器（箱顶上的清单是英文的），很多纸，很多文字。这支军队爱好学习。他们学习政治，学习防空武器的用法，还做了许多简单的书面作业。军营里有更多的纸：数不清的书面作业，还有许多共产主义杂志。
山上的公路蜿蜒狭窄，一路上有许多盲弯。至少有两辆被美国人接管的古巴大卡车出了车祸。蕨类植物和野香蕉的叶子在火山岩的峭壁上烂漫地生长。一品红（在这一带叫圣诞花）盛开着，还有平凡的木槿；一种叫作龙吐珠的野草在树篱和电线杆跟前播下一丛丛粉色的花簇。
革命依赖于语言。它在一个层面上使用含混不清的大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有意误用人民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好概念，在大多数格林纳达人的头脑中，这个词和自我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让单纯的人保持单纯和服从。
距离机场几百码的地方，电视上的场景似乎正在重演：在雨后潮湿的路边，持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押送五六个分散的黑人，他们脱得只剩下内裤。其中一个留着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骇人长发绺”。乱发、裸体和狂野的外表是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风格特征；但这个被俘的男人此刻看上去格外丢丑。这些人是PRA嫌疑人。他们极有可能是被格林纳达人告发的：在几乎所有格林纳达人看来，革命和革命军已经变得很是可憎。这些俘虏正被押往机场，从法律上说，他们只是“被拘押”的人。那些黑色直升机中的一架将载着他们，越过森林覆盖的山岗，飞往位于西南沿海的美军大本营。那里设立了一个拘押中心，用于审讯和甄别嫌疑人。美国记者像雪貂一样，四处为每天一次或每天两次的报道搜索素材，刚刚才发现了这个中心，或者应该像新闻发布会上那样称它为“这个设施”。
“我的上帝，他们把枪对准了人民！”这是革命领袖最后录下的讲话中的一句。一张在枪决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装甲车、军用卡车和奔逃的人，还有位于乔治堡山脚的标语牌——后来被刷上了油漆——上面写着：政治、纪律、战斗、有备就是胜利。
在办理了格林纳达的通关手续后——从法律上说，当前的情势含混不清——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设了一道检查岗，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一份打印的名单。而在几步之外，在海关的柜台处，又出现了非军方官员——一个高个子格林纳达黑人海关关员身着浅蓝色衬衫，上面隐约印有GUCCI字样。
这场革命是一场言辞的革命。那些受过教育的新人，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系来评价自己，最终也几乎不看重自己社会里的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言辞显得像是一种启明，一条通往尊严的捷径；他们无法适应社会；他们拥有的只是言辞。革命随风而逝，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机场因为直升机群的起降而喧闹不堪，黑色的机身显得十分阴险。四周到处是身着笨重作战服的海军陆战队员；卡车和吉普车上涂有迷彩，有一些还架着机枪；各处还有帐篷和伪装网。航站楼的一扇门上有一个古巴航空的标志，有人幽默地在上面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在标志下面潦草地写下：八十二空降师第二营。
一九八四年
美国的心理战部队——这是特种作战中心的一个分支，后者又是特种行动司令部的一个部门——（按照他们上校两天后的说法）“已经转入了对平民事务的处理”。现在他们正在准备海报，其中一张采用黑白两色印制，用了五种不同的字体，质量粗劣，像西部片的广告。“前PRA的士兵，你们腐朽的领袖已经投降，他们知道抵抗是徒劳的……”
（马维达译）
我去格林纳达是在美国入侵那里十七天之后，也就是机场对民航重新开放之后的三四天。真正的战斗早已平息。岛上的约七百名古巴人已被围捕并遣返，一并被送走的还有四十二具古巴人的尸体。由一千二百多名士兵组成的人民革命军（PRA），也就是格林纳达的革命军队，已经瓦解。革命军大部投降，其余的正在被追捕。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意为“一同为安宁、教育和解放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