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引导身边的人相信他正在成功地“变现”：钱或者显得有钱可以为他赢得他想要“招募”的人。但他做得过火了。他像是被自己的劝募信所描绘的幻影打动了，开始说着幻想中的数字，落入了自己的陷阱。他说奈杰尔·萨缪尔为黑人之家提供了二十五万英镑的赞助，有人相信了。（据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洞察”栏目估计，真实数字不会超过一万五千英镑。）但黑人之家的情况看不出二十五万英镑的痕迹；一九七〇年二月，黑人之家付给伦敦电业局的二百三十七英镑的支票被退回了；有人开始觉得，马利克这一年的筹款可能都是为了筹够一笔相当于一百万特立尼达元的财富逃回特立尼达。
这时候，贾马尔向他在美国的黑人“同事”基多果发出了召唤。四个月前，贾马尔在伦敦对《卫报》记者吉尔·特威迪说：“如果你要杀人，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因为一个人邪恶而杀他，但不能因为他是白人而杀他。”“他（贾马尔）告诉我，他想把一个同事叫过来。”马利克后来在他的陈述中说，“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从艾博特的来信中得知，他也要来特立尼达了。”
后来，马利克在接受审判时对这个时期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我回到英国，开始了结我的事务，变现我的家人多年来在欧洲获得的资产。”
就这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面八方的人陆续来到阿里玛公社的两栋房子里。一个叫西蒙兹的白种女人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她说她认识马利克已经有十年了，她后来还告诉《炸弹》杂志，她跟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他是“一个很棒的情人……有同情心……善解人意……幽默……一个美妙的人”。基多果来了，他没有跟他认识的贾马尔住在一起，而是住到了马利克那边，马利克说他想跟基多果谈谈美国。艾博特住到了街对面，跟贾马尔待在一起。十二月的第三周，本森没有完成使命，两手空空地从圭亚那回来了。
他认识一些美国的黑人穆斯林，他们是另外一类穆斯林：住在纽约的黑人区哈莱姆，非常虔诚。他给他们写信，报告自己取得的成功（“城市中的村庄……优美的栖息地”），坦承自己对犹太人的恐惧。他在这里使用的筹款策略跟对科威特的策略相反：先提出强硬的要求，然后说甜言蜜语。“我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当我宣讲信师〔原文如此〕的话语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孤立无援。当我们迫切地需要援助而又走投无路时，一个从未跟神圣使徒〔原文如此〕说过话的兄弟往往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对他讲心里话，他一定会帮忙。’但我心中总有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有幸能够跟他坐在一起，看着他的眼睛——让我觉得我有义务走出去，在巴比伦的荒野上寻求援助。”
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叶芝用他的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在库布拉五金店赊账买了一把六英寸长的角锉，记在“阿里玛的阿卜杜尔·马利克先生”名下。在特立尼达，人们用这种角挫来磨短刀。晚上，公社举行了一个派对，那天是西蒙兹的三十岁生日。她仍然记得当时吃的东西。“我们买了一头牛犊，”她告诉《炸弹》，“开了个很不错的生日派对，大家都饱餐了一顿。”但在贾马尔的记忆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记得公社里弥漫着“暴力氛围”，尤其记得附近的农场在圣诞节期间宰了一头母牛。他告诉《每日邮报》驻波士顿的记者，他认为马利克喝了牛血。“他们把杯子递给我，但我是不会喝血的。”
同时，作为一名穆斯林、“劳作者和生产者”、清真寺的建造者、异教徒的规劝者、年轻人的培训者（“我们可以直接培训五百多人，间接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他开始对科威特埃米尔<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的国库展开了攻势。他写信给科威特学联，请他们邀请自己去科威特：“作为我们种族的代言人，英格兰所有重要的大学都向我发出了邀请。”他在写手代笔的那本自传上签了名，寄给了科威特大使馆。无疑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他要求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亲自看着它打包，并由外交信使将它连同一封信一起交给埃米尔。他给科威特大使写了两封信，一封信请求大使“接见，哪怕只有五分钟”，信中还请求大使注意另一封信，那封信装在一个标着“X”的信封里。X开宗明义：“正如您所知，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主是犹太人，我们的地主是犹太人。必须把他们从我们背上赶下去……我们要求获得直接的财务援助，请您把它当作第一要务。谈到钱的数目，十万英镑是非常实际的，能够满足我们的急迫之需……致以伊斯兰的诚挚，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盖尔·本森被捅了九刀，一刀刚好穿过脖根。她被埋在马利克房子以北两百英尺远的一条水沟边上，他们挖了一个四英尺深的坑，她被埋掉的时候还没有死。没有人想念她。西蒙兹在公社住到一月中旬才离开。一月二十日，贾马尔和基多果离开公社，去了美国。直到二月二十四日，本森的尸体才被发现。五个男人被控以谋杀本森的罪名：对马利克充满依恋的印度小伙子帕玛萨、来自富有家庭的印度小伙子查迪（他从十二月开始跟公社搅在一起）、马利克、斯坦利·艾博特，还有那个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基多果。
到了这一步，马利克一定开始感觉到，他的“形象”有点不对劲。“弗朗西斯兄弟（计划与发展部部长）”向柯林斯教士<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发出了邀请，邀请他再次访问黑人之家，“至少可以来共进午餐”。马利克开始写信给各位“亲爱的兄弟”，收信人是剑桥、牛津、雷丁、斯旺西、卡迪夫、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的大学联盟主席，他请他们邀请自己去大学做关于黑权运动或另类社区的演讲。他声称，“大约三年前”，自己曾在以上大多数大学里做过演讲；他诙谐地谈到入狱的事情；搬弄“会谈”、“关涉”之类的字眼；在写给爱丁堡大学联盟主席的信中，他提到了亚历克斯·特罗基<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罗尼·莱恩<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和吉姆·海恩思<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称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因为你可能只知道我叫迈克尔·X。”
一九七二这一年，特立尼达雨水充沛，河道泛滥，灌木疯长，所有的植物都郁郁葱葱。而一九七三年开年就迎来了一场干旱。山上每天都有几十处火苗在燃烧，升起阵阵浓烟；竹林也被点着了；强烈的阳光下，火焰失去了颜色，噼噼啪啪地吞噬着路边的灌木。一年前，盖尔·本森的墓穴还是新的，泥土湿润，一排低矮的灌木把它跟马路隔开。而今年，水沟的岸上只剩下光秃秃的褐黄色土层，墓穴变成了一个干燥的浅坑，坑壁的泥土在光线和热气的冲刷下层层剥落。在公社的鼎盛时期，贾马尔“从玻璃门向外眺望，只见到白云萦绕的翠绿幽蓝的群山”，他在一封给美国白人记者的信中欣然写道：“这里是热带，气候十分炎热，但充满了宁静，这既是我需要的，也是我渴求的。”本森被谋杀十六个月后，贾马尔自己也倒下了，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波士顿的一个黑人四人团伙开枪杀死了他。
马利克决定依靠自己。他炮制出一封以“和平与爱”为主题的标准劝募信：“……文化差异不应该妨碍人们和平共处。有文化的人是平等的真正使者。”一封商业气息更浓厚的信寄到了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遭到了回绝。祺达实业回绝了两次。查尔斯·克罗尔没有回复，马利克去信提醒，克罗尔的秘书回绝了他。
公社迅速土崩瓦解，贾马尔只比公社多活了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本森死去五周后，约瑟夫·斯凯里特背负着叛徒的罪名从贝尔蒙的母亲家里被带到公社。第二天上午，墓穴为他准备好了，正午刚过，他脖子上就挨了刀。几个人就着他摔倒的姿势直接把他给埋了：四肢摊开躺在坑里，两腿微微翘起。
同时，马利克咨询了PEA国际公关公司的帕特丽夏·伊斯特，伊斯特曾经负责过小萨米·戴维斯<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在英格兰的公关工作。伊斯特提出，她将“亲自”打理这位客户的事务。她说，黑人之家应该马上注册成一家慈善机构。她认为，他们应该在全国开办一系列黑人之家。她概述了一套宣传攻略，其中一项是“为了社群的总体利益，应该把迈克尔·X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她还提出了一些后续计划。服务费用方面，PEA第一年将收取三千五百英镑（不包含对外的开销），每个季度初预付。这也许不是马利克想听到的，于是，根据伊斯特现在的说法：PEA跟马利克“失去了联系”。
两天后，公社的人去无忧湾远足，史蒂夫·叶芝在海里淹死了。当时，有几个人用绳子系住一根长竹竿抛给他，但他没有去抓。他往下沉的时候，脸上现出的是一副扭曲的痛苦表情，还是咧开嘴，露出一丝苦笑？斯坦利·艾博特说：“史蒂夫献出了生命。”这就是他的结局，在英格兰度过了十三年，在特立尼达守候了两年，孤独的他在西班牙港萨凡纳区的女王公园孤独地散步，接听领袖从伦敦发来的加密消息……然而在这一切之后，这就是他的结局。在公社成立一年零一天之后，在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之后，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黑人解放军中校被大海卷走了。九天后，二月十九日，马利克偕家人飞往圭亚那。当天晚上，空无一人的公社房子被烧毁。
他发布了“黑人之家建设项目筹款呼吁书”。他请伦敦主教为“即将加入黑人之家的成千上万的人”，就他们的“灵性需要”，“提出睿智的建议”。他向查尔斯·克罗尔<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发出了更直接的呼吁：“……一种精彩绝伦、举世闻名的现实……独一无二的项目……让我们告诉世界，英国没打算退出这场文化与进步的伟大竞争……”
房子的租约二月九日到期。马利克不愿意行使他的购买权，也可能是没有能力买。经过跟房东长时间的争执之后，马利克收到了驱逐通知。斯坦利·艾博特说，马利克接到消息后气得发疯。而对艾博特来说，在发生了两起谋杀和一起溺水身亡事故之后，这栋房子不属于马利克，马利克一无所有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他感到“无地自容”，而且“深受伤害”。他曾经送给马利克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在他们一起讨论了房东的驱逐令，讨论了他们的“需要”之后，艾博特发现马利克正在读那本书，他当时觉得自己真想“出去找把刀”，杀了马利克。但他转念想到了马利克的孩子和他有孕在身的妻子。
这现在成了他的套话，或许也是他的幻觉：他在英格兰的时光是艰苦努力的时光，他通过艰苦的努力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而现在有很多虚假的黑人在妄想着不劳而获。有人批评他的黑人之家开支不当时，他也摆出这种姿态来反击。他还用这种姿态告诉人们，尽管他错过了特立尼达的革命，但他才是这场革命真正的领袖。黑人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被马利克领导：生活还没有追上艺术的脚步，但表演已经不再是表演：通过杂耍与欺诈，失望与自欺，马利克终于到达了每个追逐权力的种族主义者占据着的位置。一九七〇年三月，特立尼达革命刚刚结束，马利克就马上着手他规模最大的筹款活动，准备在返回特立尼达之前聚敛大笔款项——他采取这一举动绝不是巧合。
艾博特告诉马利克，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下。马利克给了他一百元钱，合二十英镑。在马利克和家人去圭亚那之前的两天，艾博特动身去了多巴哥。他待在亲戚家里，没打算东躲西藏。他听到房子被烧毁的消息后，度过了四个不眠之夜。二月二十四日——盖尔·本森的尸体已经挖了出来，马利克正藏身在圭亚那的一个昏暗的宾馆房间里——艾博特飞回了特立尼达。他从机场出来，乘出租车前往西班牙港，他让司机开慢点。他跟司机说着话，说起了公社的事情。在离警察局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跟艾博特伸手握别。艾博特走到那栋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的正门，在台阶顶上跟警局门卫说了几句话，然后走了进去。当时是午夜，差几分钟十二点。
史蒂夫·叶芝没有参与这些事情。事后，马利克对革命也说了些尖刻的话。“我不理解，这些人怎么会死心塌地地听信那些政治上的胡言乱语。”特立尼达的《快报》报道了他的评论，“他们想要获得权力或者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但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一年后，马利克的房子仍然保持着火灾过后的样子。花园里枝蔓丛生，凌乱的草地一片枯黄。干旱抽干了每一株开花植物的鲜亮色彩，紫色和粉红色的九重葛爬满了铁丝网。花园西北侧，粉色木槿搭成的篱笆旁边，埋葬乔·斯凯里特的土坑已经清理干净，又浅又干，跟水沟边上的那个土坑一样平淡无奇。化粪池的盖子被挪开了，一只死青蛙浮在上面。一股混合着渣滓的液体垃圾已经凝结，从房子后门流出来，蔓延到烧黑的主屋和完好无损的佣人房之间的水泥天井里。固化的垃圾里面有好多本马利克的自传，还有报纸和杂志，它们先是被火烧，然后又被水浇，现在已经风干成了碳化的块垒。厨房焦黑一片，这里是火势最猛烈的地方。天花板全都烧光了，露出光秃秃的瓦楞铁皮屋顶，客厅里，一块铁皮垂直地挂下来。所有的木料都结焦了。然而，一条无拘无束的绿色葡萄藤——只此一条长长的绿色葡萄藤——已经从枝蔓丛生的花园钻进客厅，跑到了坚硬的水磨石地面上。
那年狂欢节，一直在走向成熟的黑权革命来到了特立尼达。西班牙港每天都有反政府游行；革命宣传册随处可见，甚至在学校里都看得到；军团中的几个分队宣布支持游行的人。革命风潮甚至感染了亚洲人居住的农村。一种无政府状态自动爆发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按照它对秩序的期望和对救赎的不同理解而四分五裂。然而警察手段强硬，不需要委内瑞拉和美国前来增援。暴乱渐渐平息了。
凶手可以变成颂扬的对象，让凶手免于一死也可以成为某些人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被谋杀的那个人却可以被遗忘。乔·斯凯里特无足轻重，只有在贝尔蒙的母亲家里，他才作为一个人被怀念。小小的客厅里，他的大肖像钉在墙上，那是一幅铅笔画，没有镶镜框。墙上还挂着比他“更有出息的”兄弟姐妹的照片，都镶着镜框：哥哥安东尼（穿着童子海军制服的那个）如今在加拿大；姐姐在英国当护士已经好多年了；玻璃橱里摆着一个运动比赛的奖杯，那是乔另一个兄弟迈克尔赢回来的。他们家里破破烂烂，斯凯里特太太给学生做饭，但收入不多。她要照管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已经老态龙钟、形容枯槁，一头稀疏的灰发紧紧地束起，贴在脑壳上，就像一块潦草地系起来的手绢。斯凯里特太太不停地回忆起马利克来找她儿子时的情景：他叫她“丹蒂”，她抬起头，看到了“那个红皮肤的人”。
他说他再也不想回英格兰。他一直不肯多说他在伦敦的生活和他在空军的那段经历。他常常告诉我，如果我在伦敦认识他，根本不会跟他说话。史蒂夫以前有很多朋友，但他从伦敦回来后就变成了一个孤僻的人。他不喜欢派对，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他散步，每天晚上都散步。只要在西班牙港，他就会绕着萨凡纳散步，有时候停下来喝点椰子汁。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他有时候会在一把长椅上坐下来，跟我聊天。他不工作，但手上总是有钱。他告诉我，他是飞机机械师。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航空公司找份工作？他说，他不想受约束。他从来不跟我说他的想法，但他读了很多书。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一时间，你会觉得他属于黑人的舞台，但接着他就会告诉你，他跟那个白种女人生活在一起，还跟她生了两个孩子。你搞不清楚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觉得有些无聊。他有时候在等电话，然后那个约好了暗号的电话就会打过来。他绝对是在等着迈克尔。我们一九七〇年分手了，说分就分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狂欢节的时候。
贝尔蒙街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乔·斯凯里特在游荡，墙上仍然乱涂着黑权运动信口开河的威胁和信口开河的允诺。街上仍然充斥着“骗子”和“乞丐”，仍然充斥着花言巧语，仿佛在为乞丐和小偷颁发特许状。也许另一个马利克正在成长。马利克在他事业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找到支持自己的口号，都能够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为了某种革命理想。
他曾是“每个贝尔蒙少女心中的恋人”，一个当年与他相识的黑种女人再次爱上了他。
马利克的职业生涯证明，黑权运动在远离了它的美国源头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变成了一场多愁善感的骗局。在特立尼达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对黑人还是对其他人而言，种族救赎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聚焦于这个问题只会让真正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一个只有“消费者”的社会，人们缺乏技术训练，也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社会自身的缺陷。这里永远只有消极的政治、殖民地的抗议政治。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极度败坏的意识：妄想获得特许，免于经受发展的痛苦；再加上宗教信仰般不容置疑的信念：遭受过的压迫可以转变为资产，种族苦难可以转变为金钱。只要救赎的梦还在继续，黑人的存在就只是为了等待一位领袖出现。要救赎就必须要有救世主；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救世主难免不落得跟琼斯皇帝<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一样的结局：他轻贱自己的追随者，但也受人轻贱，只能寻求虚幻的个人解放。在特立尼达，就像在每一个黑人占主导地位的西印度岛国，过于轻易地被唤醒的压迫感和关于敌人的理论一齐指向海地的荒漠。
无论如何，马利克在特立尼达已经有了一批“随从”。马利克在奈杰尔·萨缪尔之后偕家人返回了英格兰，史蒂夫·叶芝留了下来。在英格兰生活了十三年之后，叶芝回到家乡，再也没有离开。一九六九年，马利克频频来信，说他在伦敦忙于黑人之家，在非洲跟奈杰尔·萨缪尔一起奔波。十月，马利克向“全体弟兄”发来问候，并向大家允诺，萨缪尔还会再来看望他们；十一月，他在信中宣布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一行十三人。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但史蒂夫·叶芝仍然在等他。一天，叶芝的父亲问起他跟马利克的关系，他说：“说来话长，爸爸。”说来话长：史蒂夫·叶芝，黑人，健美，有着“柔软的头发，那柔软、卷曲的头发让你忍不住想去抚摸”，而现在的他背着一道来自英格兰的疤痕，有一个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顶着伊斯兰果实组织最高统帅的头衔，还是马利克的黑人解放军中校。
马利克、贾马尔、斯凯里特、史蒂夫·叶芝、斯坦利·艾博特和本森，这些人显得是百分之百的当代人，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场古老的悲剧。如果说乔·斯凯里特、史蒂夫·叶芝和斯坦利·艾博特的悲剧已经包含在奥尼尔创作于一九二〇年的伪救世主戏剧里，盖尔·本森的悲剧则早就存在于康拉德写于一八九七年的非洲故事《进步前哨》中，它对本森的故事构成了奇特的补充。小说描绘了殖民者和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相互败坏，也可以把它视为一则寓言——讲述了那些头脑简单地以为自己可以离群索居的人的故事。本森跟她那个时代许多脱离了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肤浅、虚荣，是一个寄生者；她变得像她的主人一样败坏；这个团体的败坏毁灭了她，而她本人正是这种败坏的一部分。马利克的妻子说得没错，本森是冒牌货，比马利克和贾马尔隐藏得更深的冒牌货。她离开家乡，漂洋过海，无论她是否承认，但她之所以能够这样，不仅因为她一直在仰仗着她所属的阶级、种族和富有的国家，更因为她把自己的最终安全视为当然的，她有恃无恐。
他也谈到了“公社”。西印度群岛种族政治的过于简化和愤世嫉俗让特立尼达的左翼记者兼学者伦道夫·罗林斯感到厌倦，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去了海边那栋房子，马利克的公社准备建在那里，马利克也暂住在那里。马利克播放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演讲录音，在场的有史蒂夫·叶芝和一批年轻的“随从”。“他们完全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罗林斯说，“对指令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马利克的女儿病了，马利克对其中一个人说：‘去，找医生来。’那人说不知道去哪里找。马利克说：‘去，找医生来。’我厌倦了坐在那里看着这个人摆出一副阴森的面孔，满口胡言。我退出房间，朝海边走去”。
康拉德小说中的一段话可以用来充当她的墓志铭。这段评语适用于所有对马利克的生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人，适用于所有仍然在简化着世界、把他人（不仅是黑人）削减为一项事业的人，适用于所有用教条取代知识、用怒火取代关怀的人，所有揣着返程机票前往革命中心的革命者，所有嬉皮士，所有来自强势社群并把自己强加给更脆弱的社群的人——所有这些人，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尽情地享受他们自己的安全感。
没有规划、没有首领的革命本来是马利克可以利用的局面。但他没能制造出一个良好的政治开端。他跟罢工的巴士司机一起在街头“游行”，但当他发表演讲时，司机们感到很困惑，马利克没有讲他们的事业，而是大谈自己的狂想：特立尼达的警察需要换一套制服。
他们（康拉德写道）两个是彻头彻尾的平庸、无能之辈，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文明群体的高度组织。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最根本的性格、他们的才能和胆量，仅仅表明他们深深地相信周围环境的安全性。他们的勇气、镇定和自信，他们的情感和原则，从最了不起的思想到最微不足道的看法，没有什么是属于个人的，它们全都属于群体：属于那个盲目地相信习俗与道德之不可抗拒、盲目地相信警察与观念之强大的群体。
一九六九年的特立尼达正在走向一场革命。埃里克·威廉姆斯的黑人政府自一九五六年上台以来一直在掌权；当年把威廉姆斯送上台的种族狂热现在差不多要把他赶下台去。在这个刚刚独立的岛国，政治生活是一潭死水；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被新人的新政治排除在外；美国的黑权运动南下来到特立尼达，在普遍的不满情绪中激起了新的波澜。美国的黑权运动是装备不良的少数群体发起的抗议。然而在特立尼达，黑人占百分之五十五，亚裔和其他少数种族被排除在政府权力之外，在这里黑权运动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些非常古老的元素被置于理性抗议之上：一种神秘的种族感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救赎的千年期待。
本森收到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封是她父亲寄来的。伦纳德·普拉奇上尉住在加利福尼亚，但信头仍然写着自己在贝格维亚<a id="noteBack_23" href="#note_23">[23]</a>的地址。他在信中附了一段自己翻译的拉马丁<a id="noteBack_24" href="#note_24">[24]</a>的诗——译好的诗稿打印在贝格维亚信纸上，寄来的是复印件：
“黑豹组织这类美国原型出现了，它有自己的基地，需要复制品，但这个民族却在鼓励独一性。”这段话出自他为《安魂曲》写的笔记，读起来像是试图把黑人之家的失败合理化，暗示失败本来就在他的计划之中。不过，马利克在那一年尝试了很多事情，他开始放眼英格兰之外。他和奈杰尔·萨缪尔一起乘坐包机去了廷巴克图<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然后去了几内亚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会面。他派了一个半文盲使节拜访了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统一组织。他还跟史蒂夫·叶芝一起去了特立尼达，奈杰尔·萨缪尔也在这次旅行中留下了匆匆的身影。王位呼唤着一个黑人的国家，每一件事情都在指向通往特立尼达的最终回归。
在这洁白的纸上，铺展我的诗行，
第二年出现了更进一步的证据。地产富翁的儿子奈杰尔·萨缪尔给伊斯灵顿的“黑人之家”项目捐了款。他们租下了几间商店和办公室，租期为二十一年，准备把那里变成黑人的“城市乡村”。这是一场翻身仗，展现了黑人革命运动中“黑豹”般创造性的一面。但马利克毫无才干。相信黑人之家就是相信魔法，就是在分享马利克半信半疑的信念（这个骗子的半疯状态让他显得很有说服力）：是话语和宣传让所宣传之物变得真实。不到一年，黑人之家就摇摇欲坠；就像哈齐姆·贾马尔的马尔科姆·X学校，就像RAAS，就像“黑鹰党”，就像很多黑人发起的事业——他们行动并不是出于使命感，而是任凭自己堕入表演的陷阱：在外国人面前表演黑人——黑人之家也只存在于它的宣传册和信头里。
愿它常如信物，偶尔唤起你心中的回想。
马利克很难按照计划行事，他总是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但这次出狱后，他似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真正的权力。一九六八年，他加入了黑鹰党，那是一个黑人的幻想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诺丁山版的黑豹党<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马尔科姆·X，迈克尔·X；黑豹党，黑鹰党。黑鹰党的“首相”是特立尼达的一个前钢鼓乐队成员，他给自己取名达克斯·阿旺苏。马利克成了他的“不管部部长”，还乘坐包机飞到蒙特利尔，出席了黑人作家大会。部长，作家；他发现自己在芝加哥和多伦多的黑人中间享有特殊的声誉：他是唯一一个在英国因《种族关系法案》而入狱的人。“是旅行第一次让我发现自己是个英雄”：这句话出自他为《幻影安魂曲》写的笔记，笔记中还写了他对自己早年“皮条客·X”的职业生涯的看法。“英雄形象到了国外更高大。”他不知怎么成了举世公认的英雄：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
你的生命亦如我眼中洁白的纸张，
后来，他开始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在这篇又长（至少有五十页）又粗糙的作品中，字里行间开始明显地流露出怨怼，怨怼很快积淀成憎恨，他憎恨的对象不是白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他所了解的英国中产阶级：他们拥有金钱和社会关系，他们对他的“恩赐”饱含着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他们安全无忧，无所不能，他们轻视黑人，却为他着迷。在这部小说里，他孩子气地把幻想嫁接到事实上（他就是他自己，用了自己的名字），他把英国中产阶级对他的迷恋转变成了敬畏，甚至变成了爱，然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恐慌。故事的背景不是伦敦，而是圭亚那。马利克让自己在那个国家成了一名英雄，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街上有人高喊着要拥立他为国王。
我多想只用一词，幸福，写满所有的篇章。
他计划写第二本自传，一开始想到的书名是《我的RAAS岁月》，这还是以前的那个马利克，还是以前的那个笑话。但随着他的想法逐渐黯淡，他把书名改为《幻影安魂曲》。“幻影”指的是什么？是英格兰，还是他自以为的他在英格兰的地位，抑或是他的X生涯？
然而生命之书是无比庄严的卷册，
一九六五年四月，他声名初起时，曾经写信对母亲说：“我不再害怕。”早年生活的各种痛苦都淹没在这个种族喜剧演员的角色中。而现在需要他亮出底牌了。他的黑权运动在英国毫无势力，他在报纸上的名声也保护不了他。他找人代笔的自传《从迈克尔·德·弗雷塔斯到迈克尔·X》在他服刑期间出版，评价很糟。他的公众影响力减退了。八个月后他出狱时，电视上提了一下，但根本算不上什么事件。狂欢节的元素却依然顽强地活着：监狱门口站着一个迎接他出狱的黑人，这个人在X的事业上越走越精，已经给自己取名“弗雷迪·Y”。但马利克已经变了。
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它打开、合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马利克去雷丁演讲，为当时更具国际声望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补缺。听众来自不同的种族，大约有七十人。“你只要看到白种男人伤害你们的黑种女人，立刻杀了他。”这番话没有什么危害，只是他一贯的余兴节目。但根据《种族关系法案》，马利克被起诉了。审讯时，马利克让记录员坐下来，“放轻松”；他先把《古兰经》用温水抹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上面起誓；他还获准在作证之前举行伊斯兰的“告解”仪式。他被判入狱一年。有人把报纸上关于他的审讯的报道统统剪了下来，帮他归档。但狂欢节在那一刻骤然而止。
在相爱的篇章，我们希望长久地徜徉，
六十年代后期（特威迪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一年），马利克对英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黑人有着很准的直觉。但他这个角色是消耗性的。这个叛逆的黑人不能有工作，即便他想有也不行；他不能显得像是蜕变到了“消极状态”；他只要稍微安顿下来就会名誉扫地。虽然没有人指望他去实践他发出的威胁，但这个可怜的黑人必须永不间断地表演下去。
而那死亡的篇章，多想让它在我们的手指下面，深深掩藏。
“在我看来，”特威迪总结道，“巴登小姐的消极比哈齐姆·贾马尔先生的愤怒更让我感到沮丧，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哈齐姆·贾马尔，这就是那个戴着金耳环的强盗的名字。他到英国来兜售的那本自传，内容老套，为六十年代层出不穷的黑人自传增添了最新的一笔：贫穷，自怨自艾，毒品，伊斯兰，改革，名流，性，仇恨。他声称自己是神，这为他在电台节目“世界大同”中赢得了一次以“奇点”身份亮相的机会。但他似乎没有告诉特威迪，他是神。也没有告诉她，如果他没有在他的马尔科姆·X蒙台梭利学校教书，那是因为那所学校只坚持了一年，只有一个老师，而且十五个月前已经关门了，如今，那所学校只存在于他随身携带的小册子里。至于安妮·巴登，无疑已经回到了华盛顿那所小学，辅导着上千名学生。
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七月
而对另一个黑人，一个男人，特威迪的采访时间要长得多，也给了他更大的版面。他是美国的黑人穆斯林，到英国来“推广”他的自传。我们不清楚他靠什么谋生。他在加利福尼亚开办了一所马尔科姆·X蒙台梭利学校，但他不在那里教书，因为他恨白人。“即便是纳粹党卫军在‘犹太佬’这个词中包含的轻蔑也无法跟他对白人的轻蔑相提并论。”特威迪评论道，但他不想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到两岁大的孩子身上。“如果你要杀人，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因为一个人邪恶而杀他，但不能因为他是白人……他们管叫我黑鬼，但我创造出了自己的黑鬼。我的黑鬼就是我，英俊到不可救药，撩人的古铜色皮肤，极度能言善辩。”特威迪被他迷住了：“这个黑人是个英俊的男人，一个戴着一只金耳环的强盗……高大，精干，醉心于暴力，他的暴力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裹上了一层甜言蜜语的糖衣：就像肾脏被猛击一下那种甜蜜。对待女人时，他的暴力戴上了面具，转变为性爱的话语……”
4后记
那天，特威迪在她的版面上报道了两位黑人。一个是安妮·P.巴登，华盛顿一所黑人专属小学的“辅导员”。特威迪对她百般刁难。安妮·巴登想谈谈她的工作，而特威迪想听的是种族问题、毒品问题和黑人的斗争情绪。他们给学生播放一些关于毒品的影片，安妮·巴登说；他们“谈论过”奴隶制、黑人在南方的社会地位之类的问题；她不觉得她的学生有任何斗争情绪（有些学生只有四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岁）。但你们讨论过马尔科姆·X，或马丁·路德·金吗？安妮·巴登，你本人是如何意识到种族偏见的？情况真的有所改善吗？有多少美国人把黑人当人对待？大多数还是一半？你的学生有一星半点的工作机会吗？各类职业也许没有对黑人紧闭大门，但黑人找工作是不是更困难？特威迪的提问已经由暗示引导升级为固执己见，当她流露出“你是黑人，因此你的教学工作纯属浪费时间”的意思时，安妮·巴登只好请她的采访者喝点茶。“她显然觉得很尴尬，”特威迪评论道，“整个提问让她很尴尬。”
艾博特因谋杀乔·斯凯里特被判二十年监禁，马利克被判绞刑。马利克和艾博特都上诉了，他们的上诉被驳回后——也是上面的文字写完之后——盖尔·本森的谋杀案才开庭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