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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们意识到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法做这个实验。无论怎么安排,总有一个人看不到结果。他让我一个人沿着潮乎乎的石头楼梯走下塔去,我至今依然记得我的手摸着湿漉漉的墙壁的感觉,还有心里滋生的跟他分开后异样的恐惧。我的心在小胸脯里突突乱跳,好像里面关着一只局促不安的鸽子。
这会儿我就得进去了,找她解决如此这般的种种问题。对此我感到有些为难。为什么为难呢?她年纪比我大了很多,就像一位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令人尊敬,适合做伴的老同事。就是这个原因吧。当然也是因为她喜欢我,就像我喜欢她一样。不清楚她为什么喜欢我。我对她怀有一种好奇心,毕竟我从未详细了解过她的生活经历。作为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这种好奇心可算是个瑕疵。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她喜欢我。而我无论如何不愿失去她的关爱。因此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从塔里走了出来,按他的吩咐站得远远的,以防下落的铁锤把我的脑袋打开花。从我的角度看上去,塔高耸入云,塔尖直插那天污秽的天际。也许抵达了天堂也未可知。一丝风都没有。这块墓地的荒冢里埋葬着某个世纪里只能负担得起糙石的善男信女,所以没有一块石头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独自一人,我不禁觉得瘆得慌,好像那些可怜的尸骨会爬起来跟我过不去,在永恒的饥饿驱使下把我生吞。站在墓地里,我仿佛一个面临深渊的孩子,就像《李尔王》里的一幕,李尔王的朋友以为自己落下了悬崖,虽然悬崖并不存在,然而读到这里,你不禁对悬崖信以为真,跟李尔王的朋友一起惊恐坠落。我抬头仰望,满怀忠诚,满怀挚爱。爱自己的父亲不是罪过,不愿谴责自己的父亲也不是罪过,何况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直到少女时代,直到孩子开始对父母感到失望的年龄。看到自己的父亲就心花怒放也理所当然,而我马上就看到了他的一部分。他的胳膊从小窗里伸了出来,那个袋子就悬挂在爱尔兰的天空中。他正在叫我,但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他重复几次之后,我才听了个大概:
值得一提的是,那架饱受蛀虫损害的钢琴最终被抛入了废物箕斗,发出了震耳欲聋但毫无乐感的轰然绝响。
“宝贝,你站远了吗?”
尤其是我将不得不面对我的老朋友麦科纳提夫人,她不仅是这里最年长的人,也可能是罗斯康芒,甚至整个爱尔兰最老的人。我三十年前初到这里时她已经上了年纪,但还精力充沛,身上带着一股我琢磨不透的原生力量。她非常有个性,即使很长时间没见到她,或者只是间接接触,我依然能意识到她的存在,并经常试着打听她的情况。我们的关系堪称金石之交。她是这里的元老,代表着这个机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已成为我人生的坐标。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是“指引迷航的星斗”,她的存在见证了我和可怜的贝特之间断断续续的婚姻困扰,我的黯然神伤和萎靡不振,还有一事无成的颓丧,各式的心绪不宁,以及挥之不去的傻气。世事变迁不可阻挡,只有她终始如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变得单薄衰弱。她几乎有一百岁了吧?记得她曾经在娱乐室里弹钢琴,弹得非常专业。都是二三十年代的爵士乐,不知道她是怎么学会那些曲子的。她坐在那里,长长的银发披肩,虽然穿着难看的医院大褂,看起来仍像个女王。她的年纪可能已经有七十岁,面庞却依旧光彩照人。她如今也依然很美,天知道她年轻时是如何的风华绝代。她的美丽带有某种超凡的,也许对这个偏远的世界来说几乎陌生的气质。后来她患上了轻度风湿,虽然她不爱用这个词,只对外宣称自己的手指“不配合”,便从此不再弹琴了。其实她弹的水平可能跟过去差不多,但差不多对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们再也无缘享受麦科纳提夫人弹奏的爵士乐了。
“爸,我站远了。”我喊道,简直是扯着嗓子喊,每个字都要飞升遥远的距离,通过小小的窗口,才能钻进他的耳朵里。
无论如何我必须面对这项我一直试图避免的工作:确定患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送进医院的,他们是否由于社会原因而非医疗原因被隔离。其实我还不至于蠢到相信这里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都是疯子,或曾经发过疯,或虽然没有发过疯却在这里感染了疯癫。在大批自以为是的公众意识里,或换句话说,在报纸反映的民意里,这里很多患者应当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即便如此,曾经在牢笼里长期禁闭的生灵大多会发现自由解放的状态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就像那些信仰破灭后的东欧国家一样。另外,我心里也觉得让谁走都有依依不舍之感。这是为什么呢?动物管理员的焦虑?我的北极熊能适应极地吗?这种说法也许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总而言之,走一步算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