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这起事件之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寻求新收入来源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早些时候，德农西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名叫蒂莫西・L.泰伯尔。他英俊潇洒，高个子，多少有点儿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一见面，他们俩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的背景吸引了他们俩，公司就聘请他为顾问，直接向德农西奥负责，他的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几天后，圣里吉斯正式宣布拒绝默多克的收购报价，圣里吉斯快速屈服的市场希望破灭了。第二天，在弗里曼透露的消息的鼓励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始大量囤积圣里吉斯的股票，直到7月底冠军国际宣布出价20亿美元收购圣里吉斯为止。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揭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了酒鬼律师、同性恋，以及在豪华饭店和马球俱乐部举行的秘密会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牵涉进去，因此公司竭力低调处理此事，但是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却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似乎被架空了。
内幕消息仅仅是西格尔和弗里曼两人联盟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在圣里吉斯交易开始不久，该公司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就向西格尔许诺，他们不会把冠军国际的出价“出售”给其他潜在的买家（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试图利用冠军国际的出价发动收购大战）。然而，西格尔通过自己的市场信息发现，尽管摩根士丹利已经向他许诺过，但是他们仍然正在利用冠军国际试图抬高收购价，以获得更高的服务费。西格尔立即向弗里曼通报了这个发现，弗里曼直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盛公司的负责人约翰・温伯格。随后高盛便与摩根士丹利较起劲来：冠军国际坚持要在当晚签署一份最终的合并协议。基德尔・皮博迪也利用这个消息额外购买了圣里吉斯的10万股股票。
如果这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1984年3月的打击就是不可估量的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精心打造的声誉遭到了严重的伤害。该公司一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彼得・布兰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从事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出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宣传广告中，是一个油嘴滑舌、野心勃勃的人。在当时最为耸人听闻的内幕交易案中，他是官方的主要目击证人。这就是R.福斯特・维南斯一案。此人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主持该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华尔街传闻》（Heard On the Street）专栏，曾经多次向布兰特提前泄露内幕消息。
冠军国际同圣里吉斯签署合并协议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就公开宣布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弗里曼都把圣里吉斯的股票抛售出去，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德农西奥被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年轻投资银行家起了一个“鸵鸟”的绰号。当人们提到开创新业务时，他都要问一问这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了给客户服务而“需要”的。回答很少是肯定的。同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资金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而其对手的资金却在飞速增长，使得它们可以资助大规模的项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要依赖它传统的零售经纪网络和承销能力积累资金，这是一种烦琐、过时的筹资方式，利润也越来越少。实际上，零售经纪网络每年要损失3,000万美元。
西格尔得意扬扬。华尔街开始繁荣起来，而他正处于繁荣的中心。他甚至开始不再担心交易会被发现了。美国正在重获信心，走向繁荣。弗里曼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受邀到洛杉矶观看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在SCA收购案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赞许地说：“我真是服了你，你确实知道如何利用消息进行交易。”
尽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却问题重重，已经陷入了危机，公司的收益严重依赖西格尔的业务。尽管它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佣金和承销佣金已经干涸了，但是公司却仍然鄙视新兴的盈利机会。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门。同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都不同，它没有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阿尔・戈登以及之后的德农西奥都认为公司自己开户进行交易会玷污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忌的公司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如高盛公司，一直都在大规模地从事套利业务，甚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也开始利用这种市场机会。
紧接着，出现了《财富》杂志文章一事。突然，西格尔被弗里曼的话搅得心神不宁。正如他发誓与布斯基拉开距离一样，西格尔决定停止与弗里曼交换内幕消息，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机密信息。不过他仍然会和弗里曼通话，他挺喜欢弗里曼，只要他不再给弗里曼透露任何机密，他们之间还是可以讨论合法的市场情报，而且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毕竟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已经获得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成立不到一年就获得了700多万美元的利润，突然之间成为公司最为赚钱的部门之一。西格尔、威格顿和泰伯尔，在剩下的时间里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无愧为公司的英雄。而且套利只是西格尔的一个副业而已。
当《财富》杂志的文章刊出时，西格尔与布斯基的关系并不是他感到恐慌的唯一原因。甚至当他在和布斯基保持距离时，他仍在同其他的朋友——弗里曼通电话进行内幕交易，虽然弗里曼也提醒西格尔注意有关他和布斯基的关系的不利谣言。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不是受现金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利益的驱动。
西格尔感到极大的宽慰。他拯救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至少它可以再苟延残喘一年，他可以不再感觉像犯罪一样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快点儿挂断时，他听到布斯基轻声地问道：“怎么了，马蒂？你不想再和我说话了吗？你不想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声音婉转，透露出一种真心的忧伤，“难道你不再喜欢我了吗？”
哈尔・里奇坐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自己办公室的桌子旁，他已经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上午。1984年夏天，他和西格尔一起负责SCA的交易。前一天，他误听了西格尔说的话，不慎把传给美林公司的东西弄错。西格尔知道后暴跳如雷，冲进办公室里大声斥责里奇，使他难堪至极。
在西格尔的头脑中，和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一次付款也完成了。西格尔彻底停止了和布斯基的电话联系。当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躲避，借口繁忙，或者匆匆挂断电话。没过多久，布斯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行为是里奇非常痛恨的，尽管他比西格尔小几岁，他似乎更加体现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悠久传统。他深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是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他办事特别细致，考虑问题周全。在年度考评中，西格尔对他的评价是“太好了”。
布斯基坚持让西格尔再到电话亭去收钱。他说：“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些现金搞到手，你最好还是拿走。”西格尔非常警惕，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取钱，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在拖延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再次来到电话亭，一切进展顺利。同上次一样，手提箱里的钱又少了一些，但是西格尔甚至懒得和布斯基说这事。西格尔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不想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甚至在加盟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里奇和约翰・戈登——阿尔・戈登的儿子——就是好朋友，他俩甚至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最初打算招聘里奇时，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尔在工作中总是处处优先，他还告诉里奇，西格尔这个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尔野心勃勃，有时还有点儿粗鲁，让戈登也避而远之。不过在西格尔同简结婚之后，戈登就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他认为西格尔成熟了，变成了一个正派的人，并且说里奇现在没有理由拒绝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同工作了。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布斯基连自己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西格尔的大声喧嚷使里奇非常难过，他心想戈登对西格尔个性的乐观评价是否有点儿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就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看起来有点儿局促不安。他问里奇：“你还好吧？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里奇听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布斯基大喊说：“当然了，一直都有人啊，是我想确保交接成功的。”
但是，里奇有时确实对西格尔感到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离住在拉伊的弗里曼不远。里奇常常和弗里曼一起乘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一天早上，他们又搭乘同一辆车上班，路上聊起了电影《克莱默夫妇》。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电影中提到的离婚和家庭问题非常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从事套利业务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对大多数套利人，里奇都很讨厌。当弗里曼即将在水街60号下车时，他悄悄地对里奇说：“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再与布斯基来往了。”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个究竟，弗里曼就下车了。
西格尔解释说：“那里多了一个人，有人在监视。”
里奇在想弗里曼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不亲自告诉西格尔呢？里奇坐得离弗里曼很近，他知道弗里曼每天要给西格尔打两三次电话。“鲍勃的电话”成了他经常听到的话，他知道鲍勃就是弗里曼。而且，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一个套利人让一个人不要同另外一个套利人来往呢？难道套利人之间都是这样做的吗？
布斯基烦躁地问道：“为什么没拿到呢？”
接着，里奇就读到了《财富》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弗里曼又告诉他：“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点儿，这事看起来很糟糕。”里奇最后向西格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和布斯基来往了，马蒂。他是个危险人物啊。”西格尔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杂志的那文章是“胡编乱造”。里奇相信了他。
西格尔回答说：“没有拿到。”
小心谨慎的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和伊万・布斯基从事不正当的交易。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正在从事套利业务。尽管威格顿和泰伯尔的套利业务仍然处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迹象还是泄露了这个秘密。首先，套利部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没有人相信仅凭威格顿和泰伯尔就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经常接近西格尔使里奇意识到，至少西格尔也参与了其中，在背后指导他们，也许还根据他在并购部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一些“远见卓识”。
西格尔回到办公室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问道：“怎么样了？”
然后，西格尔证实了他所有的猜想，给他简单看了一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记录，并夸奖他们干得很好。交易的规模之大和投入的资金之巨都让里奇震惊不已。他说：“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们应该聘请一个职业套利人。”他推荐了他在添惠公司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同这个人谈了谈，但是他后来告诉里奇，他不想雇用这个人。西格尔说：“我们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对威格顿这么看重，不过后来，他逐渐明白：当时西格尔正在套利的兴头上，他不想让别人插手。
接着，西格尔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在半个街区的地方，也是皮肤黝黑。他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西格尔开始感到惊恐。怎么了？怎么还有一个人呢？突然之间，西格尔想到了布斯基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情，心中的恐惧一下子涌了上来。西格尔心想：“他们是来杀我的。”布斯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异的计划，让送钱人站在他的身后，原来是打算谋杀他。西格尔立即喝完咖啡，付了账单，迅速逃走了，撇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手提箱在那里不断走动。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很担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时，添惠创建了套利部门，他也参与了创建工作。套利部门开始进行交易活动之前，添惠公司专门聘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 Sterling）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负责制定套利业务和其他业务进行安全分离的规定。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顾问。两家律师事务所都坚持，要制定最基本的规定，铸就一座“隔离之墙”，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在从事套利业务，但是公司甚至连最基本的规定都没有，根本没有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来。
在约定的日期，西格尔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为了消磨时间，他到街道对面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他坐在靠近窗户的一个桌子旁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搜寻着可能的送钱人。突然，他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提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附近的一栋小楼旁边来回走动，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粗呢短外衣。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布斯基告诉西格尔，让他在约定的日期上午9点整准时到达第55街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电话亭。然后，西格尔拿起话筒，假装要打电话，而此时送钱人会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在等着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到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认为这个计划比酒店大堂的方式更加可笑，就像是拙劣的间谍小说中的情形一样，但是布斯基却坚持采用这种方式。
古德森对此表现出关注，他说：“哈尔，你说得很对，这确实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西奥）写一份备忘录。”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在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见面。西格尔按照他所发誓的，把预计的要求提高了一些。他提出40万美元，除了送钱人拿走的钱以外，他期望能够得到35万美元。用这些现金，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全部付清。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关于康乃馨公司消息的价值甚至都还没有讨论呢。但是这次，布斯基打算采用一种新的送钱计划。他不想再用广场酒店大厅交接的方式了。
但是里奇知道这种安排依然如故，他还常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指示威格顿和泰伯尔进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当年的剩余时间里，西格尔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没有和布斯基联系。他以前几乎每天都和布斯基通电话，现在却突然中断了。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然而随着年底即将到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西格尔还是开始考虑他的年终“奖金”。1984年对西格尔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合法薪水和奖金超过了100万美元，获得的现金和股份高达110万美元。然而，他那套公寓的装修费用接近50万美元，比他预想的还要高。最后，他还有一笔“奖金”收入，布斯基用这些无价的消息和建议赚到了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自己不分一杯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