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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森承认他从来没有给德农西奥写过备忘录，也没有把里奇的担忧写成书面材料。他说：“不过，我同拉尔夫谈过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好像他和里奇尽到了职责，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继续说，“你知道，马蒂有点儿厌倦了，他厌烦了并购工作，让他做做套利业务也不错啊。”里奇感觉他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这么做了。毕竟，古德森是部门的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而，正当他认为《财富》杂志报道的影响销声匿迹时，又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鲁克的电话，她也要为布斯基写一篇报道。她已经看过《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准备在自己的报道中也提到西格尔的名字。西格尔请求她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又去找德农西奥，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说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行。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鲁克把文章交到杂志社时，社里的律师告诉她，必须删去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能刊登。她开始表示抗议，但是最后被迫屈服了。这篇文章刊登在了12月出版的那一期上，没有提到关于西格尔的谣言。西格尔只是在后来才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插手了，他们威胁杂志社，声称如果不将对该公司不利的材料删除的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会提起诉讼。
在SCA交易期间，里奇经常加班。西格尔经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炫耀说，他的妻子怀的是异卵双胞胎，需要两个精子，就好像在说他自己的性能力超强一样。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只是表明了他在这方面极其缺乏自信。
弗里曼的话使西格尔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发誓，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是他最后一次透露消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尽快，否则他就会永远被谣言纠缠着，脱不开身。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卷入了这起交易，他们也对SCA股票的交易尤为关注，并且不断惊叹高盛买入股票的时机。他们从交易记录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购大战之前大举购买股票，戈登说：“天哪！真邪门，他们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他们也推测过可能是有人泄露内幕消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西格尔会与弗里曼交换情报。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西格尔脱口说道：“我不会再和他电话了，到此为止。”
而且，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决定让西格尔参加纽约的一家高档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里，他可以有机会接触一些其他公司的领导，从而为公司拉拢客户。西格尔总是说自己很讨厌俱乐部，讨厌那里势利和陈腐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他必须加入一个俱乐部的话，他就会选择最高档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觊觎俱乐部给予其成员的身份地位。
当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时，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正在全速进行之中，这增加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中说，他知道布斯基持有康乃馨公司的100万股股票。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既对布斯基的持有量吃惊，也对弗里曼对此非常清楚感到吃惊。连他都不知道布斯基的交易量，而弗里曼却这么清楚。很显然，布斯基的公司保密工作不是很严格，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很有实力的套利人来说是如此。毫无疑问，谣传会在媒体上出现。弗里曼不断说着，西格尔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然后，他又听到了一些更让他担心的话。弗里曼说：“你要小心了，有传言说你和布斯基的关系太密切了。”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乐部（River Club）去交涉。这是一个以WASP为主的餐厅俱乐部，对会员要求极其严格，这个俱乐部位于52街东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 House）的一层。该俱乐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创办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员就住在河畔公寓内，这里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和商界名流会聚的地方。很少有犹太人能够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能以某种方式在公司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任何人都能看到交易量和股价的增长，也不难追踪到购买者的身份。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是跟踪套利人圈子内成员的交易模式，盲目地跟风买进和卖出。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也是该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试探西格尔加入该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员说：“他难道不是那个精明的并购狂吗？”他的声音中透出一种蔑视；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行推销的贩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他担心在这个时候太热心地替西格尔坚持的话可能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企业狙击手罗纳德・佩雷尔曼曾经托人来俱乐部联系加入的事宜，一个成员直言不讳地指责说，“甚至不应该提起这个名字”——毫无疑问，那个人也被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其他人那样的怀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后，他偶尔也跟西格尔说自己正在抓紧替他联系，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地应付。
与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息源，因为他身边也有许多关于市场的情报和交易信息。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都怀疑这些“圈子”的成员在共享信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牵涉到了某项交易而被禁止，但是这个圈子的其他人则不受限制。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同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就行。
西格尔最后确实加入了另外一家俱乐部——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这家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远远没有河畔俱乐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这家俱乐部的时间非常短。他发现这里非常保守，而且歧视女性。尽管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该俱乐部施加压力，其成员仍然投票拒绝女性，简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机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西奥希望按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古老传统塑造西格尔的努力白费了。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高盛有明确规定：各个部门之间严禁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了一份“限制名单”，里面都是参与投资银行悬而未决活动的客户，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严禁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因此，弗里曼常常向西格尔抱怨，说他有许多交易都无法进行。
1985年3月，西格尔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来。他们在格雷斯广场的空余房间也被占用。随着并购业务以人们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发展，他的业务也开始繁荣起来。他希望威格顿和泰伯尔能够独立作业，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导，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弗里曼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稳重，英俊潇洒。他在达特茅斯学院主修西班牙语，然后到哥伦比亚商学院深造，毕业后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公司的联席CEO。高盛公司具有传奇色彩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列维曾经也是一位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该领域的泰斗。弗里曼在1978年被晋升为合伙人。随着套利行业对并购、资本重组和其他主要业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都日益看重他的意见。
公司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投资额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他们自己只能够投资100万美元。如果一项收购交易被公开了，风险降低了（潜在的利润也降低了），他们可以追加500万美元。即便如此，他们也在不断损失，他们不断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有一把“撒手锏”。西格尔明白，他们是希望他把“撒手锏”传授给他们。
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了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高盛公司负责套利业务的主管，也是套利领域一个实力强大的人物，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与布斯基打电话。弗里曼和西格尔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最开始他们谈论公司的交易，后来话题转向了体育、哲学、薪水和志向。弗里曼已经把家从新泽西搬到了纽约的拉伊地区，他告诉西格尔，他在那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别墅，紧邻著名的阿帕瓦米思乡村俱乐部（Apawamis Country Club）。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尔开始感到形势危急了。德农西奥正在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而绞尽脑汁。西格尔感到了一种压力，要求他再为威格顿和泰伯尔提供消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里曼给他消息了。
西格尔非常恐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最为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会被发现，现在，这已经是白纸黑字，印在了全国性的杂志上面。这些说法不会在华尔街上销声匿迹的。莱斯曼的朋友开始开玩笑地把西格尔称为布斯基的“专门负责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交流各种情况，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路易斯（把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华尔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关情况。3月底，弗里曼提到了一个投资公司，名叫科尼斯顿合伙公司（Coniston Partners），是由怀特-威尔德投资银行（White Weld）的一位前投资银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两人创办的。
文章接着写道，在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宣布减持柏尔加斯公司股票引发股价大跌之前，布斯基大量抛售了柏尔加斯公司的股票。这一点暗示，福斯特曼可能提前向布斯基透露了他的计划，而西格尔也遇到了类似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金基德在文中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对交易没有任何评论，我们每天都要买卖证券，一直都做得很不错。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弗里曼通过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詹姆斯・里甘结识了戈勒斯特。里甘有好几家投资合伙公司，包括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华尔街一直都有许多私人的投资合伙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通过富有的投资人（如布斯基等）筹集资金，然后再拿这些资金去投资，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文章继续写道：“在贝尔兹伯格家族告诉柏尔加斯公司他们的收购决定但是还没有公开宣布前的某一天，布斯基购买了柏尔加斯公司的3.5万股股票。”尽管这些完全属于细节的描述，但是它很明显是在暗示，布斯基在贝尔兹伯格家族一案上有内幕消息——很可能是通过柏尔加斯公司获悉的，这就把矛头指向了西格尔。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公司，该公司是靠投资低价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过对基金的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到科尼斯顿公司时，它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只是一个想成为企业狙击手的小公司。然而弗里曼却很支持他们，称他们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力量。
接着，文章提到了一件更为敏感的事情。“去年，当马里兰州液化气经销商柏尔加斯公司（Pargas）被加拿大富有的贝尔兹伯格家族（Belzberg）收购时，布斯基以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举动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这起事件牵涉到了几个同布斯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西格尔、泰迪・福斯特曼和穆赫伦。西格尔曾经和布斯基谈过此事，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透露内幕消息。泰迪・福斯特曼是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和布斯基交谈。贝尔兹伯格家族是穆赫伦的主要客户和支持者。西格尔知道，关于贝尔兹伯格家族举动的消息一般都是穆赫伦告诉布斯基的。
即使到了现在，弗里曼还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正在大量囤积斯托勒通信公司（Storer Communications）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这是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弗里曼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账户，也有他自己的账户，总计占到了该公司3%的股份。弗里曼称科尼斯顿打算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说：“他们是认真的。”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西格尔一早就冲到报刊亭购买了8月6日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就刊登在这一期上。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无伤大雅，其中重点介绍了布斯基的伟大金融成就和雄心壮志，也直言不讳地详细记述了他早期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西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两段让他惊恐不已的话：“布斯基的竞争对手对他交易时机的准确选择颇有微词。有许多谣言称，他参与的交易都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关。布斯基断然否认了使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
西格尔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谈话。他脑子里想象着一个场景：弗里曼坐在一条信息流的旁边，看着信息不断流过，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手拾起，就像是一只黑熊在捕食鲑鱼一样。然而，西格尔也在想：弗里曼是如何获悉科尼斯顿打算收购斯托勒的计划的呢？最后，西格尔向弗里曼问了这个问题。弗里曼回答说：“为科尼斯顿购买股票的人和我关系很好。”弗里曼没有提到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里甘的名字，詹姆斯・里甘是他原来在达特茅斯大学的同学，负责为科尼斯顿公司购买股票，而且他也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账户购买。只要斯托勒公司被卖出去，他们就可以收获巨额的利润。
西格尔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德农西奥。德农西奥表示了关心，但是没有过分地担忧。他当然没有问西格尔文章说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把并购部名义上的主管彼得・古德森叫了过来，一起研究这篇报道对公司兼并业务潜在的不利影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种影响很小。华尔街上一直都在流传各种谣言，并且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第一波士顿银行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到了。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建议威格顿和泰伯尔也买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尽管这可能是弗里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给斯托勒公司制造一种购买的压力，迫使它软化立场，考虑收购的建议。相反，西格尔立即想到，也许这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购了海湾石油公司之后，他就和该公司的总裁亨利・克拉维斯经常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听到了更多关于斯托勒公司的消息，并又查看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结果，他越来越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布斯基似乎毫不在意，他对西格尔说：“你太夸张了。”然后他告诉西格尔，这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照搬”《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布斯基同两大投资银行的关系。这句话使得西格尔更加坐卧不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会不会激发大量不利报道的发生？他知道媒体对自己的业务是非常敏感的。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太好了，我们见面聊聊怎样？”西格尔立即又给斯托勒公司的投资银行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把KKR公司的意向讲了讲，然后他们又一起开会对同该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的商讨。当西格尔再给弗里曼打电话时，他吃惊地发现，弗里曼似乎对会上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这可太糟糕了。这对你、对我都不好啊。”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到了他认为应该给KKR公司出示一些关于斯托勒公司的资料。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但是弗里曼根本就不在乎。
西格尔知道这篇报道正在准备中，记者也找过他，并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让西格尔给他回电话。当西格尔给金基德回电话时，她出去了，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西格尔认为记者只是想知道他对布斯基的评价，也就没有在意。然而，到了7月的最后一周，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提醒他注意这篇报道，因为报道中有关于布斯基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关系的不利“方面”。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为高盛买进了7.4万多股股票。弗里曼的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也为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了大概近75万美元）。
然而在1984年的夏天，《财富》杂志的记者格温・金基德打算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专访。布斯基很少和记者通电话，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金基德的采访，不过他拒绝谈论关于交易和生活琐事的话题。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代表KKR，于是他们商量起了有关的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还没有发出信号，表示欢迎友好的收购，而KKR也没有表示要进行恶意收购。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能发起恶意收购。他们还讨论了如何让恶意收购大战打响第一枪。他们谈论了发送“熊式拥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让KKR向斯托勒公司发送一封“胡萝卜加大棒”的收购书，提出友好收购，表示如果友好收购被拒绝，就将实施恶意收购。投资银行家和套利人之间经常就是这样交谈的，他们不用泄露任何机密计划就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