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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你们就要抓到一条大鱼了。”他向他们保证。
当皮特和劳赫等人把文件装回文件包里打算离开时，王律师和费希尔律师忍不住催问皮特罗伊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好奇心让他们抓狂。但是，皮特不想这么快就亮出底牌。
突然，斯图克大声说道：“你们问他是谁，他肯定是一头巨鲸。”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普乐彻和梅耶让罗伊银行陷入了严重的危险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文下令销毁证据的活动却使罗伊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防护能力。如果没有因为妨碍司法公正罪而受到美国起诉的危险，银行只要承认是一位客户发起的交易，并利用巴哈马的银行保密法为客户的身份保密。这样一来，银行就没有什么过错，而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迫使银行泄露客户的身份，至少要在巴哈马的法庭上耗费几年的工夫。但是，因为证据被销毁，罗伊银行就很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起诉，因而这种方案也就行不通了。
曼哈顿的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高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是在富利广场（Foley Square）上。然而，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就被认为是美国司法部最著名、声望最高和力量最强大的执法机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办公室的司法管辖权很大（它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案件），而且它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非常近。从历史上来看，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由这里查办的。同时，这里还负责办理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案。
不到半个小时，皮特、劳赫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解释说把梅耶也豁免可能存在问题。但是，皮特坚持必须保护银行的所有工作人员，最后，林奇同意了。
多年来，经过美国历代检察官的努力，该办公室树立了谨慎小心、高效优质、廉洁奉公的声誉。他们认为手段和目标同样重要，不能不择手段而实现目标。甚至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此外，他们还避免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朱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联邦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依然存在，不过他立即就把它抛弃了。
最后，大家同意了皮特的条件。他们意识到这个“重量级人物”一定是位投资银行家或者律师，是内幕交易的核心人物。这可能是他们一直期待的大案要案，也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E.杜威在这里任联邦检察官时，把这里打造成为一个举国闻名的机构。从他以后，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辉煌业绩，一直到朱利安尼上任才有所改观。朱利安尼当时在里根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是司法部排名第三的官员。他曾经还是里根政府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经常出现在新闻和电视访谈节目中，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朱利安尼口才优秀、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一走马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在办公室里“兴风作浪”，掀起改革大潮。
林奇让皮特和他的同事们先出去回避一下，他要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事们协商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但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愿意在瑞士和巴哈马的保密法上陷入漫长的诉讼之中，他们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在其他一些案子上，他们就因此而陷入了困境。
朱利安尼上任之时，这个办公室问题重重，急需重整。在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任职期间，该办公室主要靠以前的名声维持，它谨慎小心的传统荡然无存。朱利安尼一上任，立即就把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了两大领域，以确保吸引媒体的眼光——有组织犯罪和毒品，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胜利。朱利安尼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宣传他们取得的成果。后来，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安排。朱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地区地下毒品交易的运动，虽然没有抓到一个毒贩，但是朱利安尼却把这场运动变成了媒体公关活动，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张他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皮特让费希尔继续说，然后，他尽可能微妙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皮特采用了假设的方法，他建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假设”那些可疑的股票交易并不是像梅耶上次所说的那样是由他发起的，而是由银行的一个客户发起的，而且这个人还是华尔街上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知道这样说会激发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同意只起诉银行的客户，而豁免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而且，该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利用这位客户的交易为自己做了一些交易，也可能按照客户的要求销毁了一些证据，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也同意对他们免予起诉呢？皮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罗伊银行愿意同巴哈马当局交涉获得批准，泄露这名客户的身份。劳赫还补充说，这项协议是否能够实施，取决于司法部的态度，如果司法部做出同样的决定，对罗伊银行和涉案人员免予起诉，这项协议才能有效。
媒体的报道几乎全都是正面的，甚至快要成了吹捧。朱利安尼认为，这种报道可以增加办公室的知名度，对遏制犯罪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在他上任后，该办公室确实成功处理了一系列案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高了它的声誉。
费希尔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喊道：“什么？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你做了具体详细的陈述……”
朱利安尼给办公室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其特点为是非清晰、敌友分明。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是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和罪恶、惩罚和赎罪、合作和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他在1986年曾经说过：“我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安全无恙。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努力去做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但是我宁愿失败，也要去做。”
他说：“我不能坚持曾经给你们做过的事实陈述。”
这里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理念和制度。许多人对朱利安尼的方法欢欣鼓舞，而有些人则很担忧。现在，无论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必须考虑媒体的反应。传统主义者认为，办公室里出现了一种新的“牛仔”精神，这是一个多少含有贬义的词，暗指一种鲁莽行事、强硬粗犷的倾向。
皮特打开一个文件夹，开始按照准备好的要点讲。他简要陈述了他代表罗伊银行同证券交易委员协商的情况，然后他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反欺诈处就反映了办公室里的这一变化。反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彼得・罗马托维斯基，他曾经负责办理过维南斯一案，但是现在，他已经宣布辞职，继任者是查理斯・卡伯里。
林奇随意开口问道：“您有什么事情呢？”
卡伯里很有人缘，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身材肥胖，并且聪明、风趣、自谦。他行事低调，为人正直，无懈可击，也获得了传统人士的好感。同朱利安尼一样，他也信奉天主教的世界观，对犯罪和惩罚方面的观点同新任上司一致。卡伯里成长于纽约，从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退学，后来毕业于纽约皇后区的圣约翰大学。他在福特汉姆法学院（Fordham Law School）担任过法律评论的主编。不过，当他第一次申请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时被拒绝了。他先在世达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然后又第二次申请，才获得成功。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赫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证券交易委员会专案组的几位律师一同会见，包括斯图克律师、王律师、索南萨尔律师和保罗・费希尔律师。林奇同皮特等人一一握手，然后，大家围着办公室的会议桌坐下。
在梅耶被传讯之后，卡伯里就调查罗伊银行的问题同林奇第一次商谈，但是卡伯里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在纽约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内幕交易案并不是朱利安尼的调查重点，也不是优先处理的案件。由于朱利安尼把人力和资源分派到了有组织犯罪案件上，证券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被减缩了。总体上来说，卡伯里对办公室里内幕交易案的成果很失望。曾经有一起案子牵涉到了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上诉法院最后判决，如果投资银行家或者受托人向其他人泄露内幕消息，而此人利用这些消息进行了实际交易，那么这个投资银行家或者受托人就犯了内幕消息交易罪。这同以前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在卡伯里看来，多数案子都是“低层级”员工犯的，他们大都是印刷工人和律师事务所或者投资银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熟悉股票市场，办公室里没有人能够和他相媲美。他知道内幕交易活动十分猖獗，但是他认为执法工作最好是让证券交易委员会去做。
加里・林奇坐在华盛顿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了一排房屋的屋顶。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为家里购买节日用品的事情。他感到，对罗伊银行的调查马上就会有重大发现。在上周快要结束时，林奇接到了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奇怪电话，皮特坚持要和林奇见面会谈。林奇知道皮特曾经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高层人士，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当时他还在皮特手下工作过。他知道，如果皮特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他汇报的话，他就不会坚持一定要同他见面。
然而，罗伊银行的情况激发了他的兴趣。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更为系统的违反保密要求的犯罪活动，对市场的公正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在哈维・皮特等人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会谈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讨论罗伊银行一案中的刑事问题。罗马托维斯基、卡伯里和罗伊银行的律师一起来到罗马托维斯基的办公室，开始讨论。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橡木桌子，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一任一任往下传，不久就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了皮特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的陈述，然后，他们讨论了案情。
在研讨会后，莱文得意扬扬地向威尔吉斯说：“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很喜欢我啊。”会后，他还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发来的感谢信，上面带有约翰・沙德的签名。他常常骄傲地向同事们炫耀这封信，并且还给梅耶和普乐彻看。他对威尔吉斯说：“如果我有问题的话，他们还会这样看重我吗？”
检察官们认为给银行豁免权似乎没有什么风险，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招致批评，但是他们知道，没有银行的合作，要想查清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就会非常困难，即使确实能够找到，至少也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他们很少能够有机会这么快就查清内幕交易的核心。根据皮特陈述的情况，他们相信，指控客户可能比指控罗伊银行更为重要。朱利安尼批准他们协商给予银行豁免权的问题，华盛顿司法部的官员也同意了。
莱文故作真诚地表示同意，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分析调查限制在公司活动的表面现象上。”他甚至建议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纳贝斯克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中，莱文自己也通过内幕消息大量买进了这些股票。
卡伯里告诉皮特和林奇，他们可以继续洽谈豁免协议。
那次讨论会几乎不可避免谈到了内幕交易的问题。并购部的律师马丁・利普顿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证券交易委员有必要对过去两年来一些臭名昭著的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进行审查。只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才有权调查幕后真相，但是，我认为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仔细审查。”
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洽谈持续了好几个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如果银行最后没能提供客户的身份，那么这项协议则无效。但是，皮特坚持，银行只应该提供“诚实”的努力，如果巴哈马当局阻止他们泄露客户的信息，银行不应该失去豁免权。证券交易委员会坚持不动摇，最后获胜。
莱文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打8~10次。莱文总是不断地说：“不要担心，这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出事的。”几天后，莱文收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并购的讨论会，这时威尔吉斯才感到放心。
接着，他们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审查和分析。皮特需要确认X先生的身份。毕竟，他虽然知道这个人是丹尼斯・莱文，但是，他不能肯定这个人同德崇公司那个投资银行家丹尼斯・莱文是同一个人。在劳赫的建议下，皮特安排工作人员广泛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或者照片，以帮助确认该客户的身份，但是最后却一无所获。皮特不想与德崇公司联系，他担心这会引起公司对调查活动的担忧。最后，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份雷曼兄弟公司的年鉴，里面有一张莱文的照片。皮特让工作人员把莱文的照片混在一大堆照片中，然后让罗伊银行同莱文接触过的每个员工都来辨认。他问道：“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毫无例外，他们全都挑出了莱文的照片。
自从在比斯坎岛见过莱文后，鲍勃・威尔吉斯就一直失眠。他还经常对妻子和女儿发脾气，并拒绝解释其中的缘由。一天晚上，他竟然毫无理由地掩面哭泣起来，但是接着他又重新提起精神，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帮助丹尼斯・莱文一起渡过难关。”
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想从梅耶那里获得证词，以便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或者在对X先生采取禁止行动时使用。自从在华尔道夫酒店收到律师函之后，梅耶十分震惊。随着调查活动的深入，他更是惊恐万分。另外，他也担心同坎贝尔的关系和自己的交易而受惩罚，因此他要求调回瑞士，住在苏黎世的一个郊区。皮特督促他写一份证词，梅耶非常紧张，说他要咨询一下自己的律师。
“就是他。”梅耶说。
到2月底，梅耶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认为自己在偏远的瑞士会很安全。最后，皮特给梅耶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听着，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但是无论你配合与否，我们都要调查下去的。”皮特提醒梅耶，他正在冒着失去豁免权的危险。梅耶仍然继续躲避，一直拒绝作证，后来他干脆不出面了，只让律师来应对。
“丹尼斯・莱文？”皮特问道。话一出口，皮特就从梅耶的表情上看出来，他这次说对了。
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最初对梅耶的做法感到非常诧异。梅耶只需拿出一两天来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权，为什么他要放弃呢？答案似乎就在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的电汇，那是梅耶让普乐彻从他个人账户中取出来汇到卡茨基尔一家银行的。这笔钱原来是汇给纽约小镇德尔亥一个木匠的，此人曾经为凯文・巴里做过木工活，这笔钱就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似乎把梅耶和BCM账户以及坎贝尔和巴里的额外交易联系了起来。这件事并没有包括在罗伊银行的豁免权中，梅耶也从来没有跟皮特透露过。梅耶似乎从来都没有完全相信过美国的律师和美国的司法制度。
“戴维・凯？”皮特试着问道。梅耶摇了摇头。
幸运的是，现在在伦敦工作的普乐彻成了梅耶的替代人选。最后，林奇要求尽快着手，他说他想早日结束谈判，签订协议。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了。根据协议，罗伊银行在不久之后即将上交银行的记录，并且普乐彻将在两周后作证。
突然，皮特想起了多月前的一次晚宴。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一直都希望与德崇公司多做些业务，尤其是在并购领域。因此，皮特的一个合伙人阿瑟・弗莱舍邀请德崇公司的戴维・凯吃饭，并让皮特一同作陪。吃饭的地方是纽约最昂贵的一家法国餐厅，名叫露特斯（Lutece）。凯带着他并购部冉冉升起的明星丹尼斯・莱文一起来赴宴。皮特对这顿饭的情况已经记不太清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培养客户关系的公务宴请，桌上摆了许多昂贵的菜肴和名酒，大家畅饮一番，拉拉关系。莱文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儿印象。但是，莱文和凯几乎是皮特在德崇公司唯一认识的投资银行家。
卡伯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王律师、索南萨尔律师和费希尔律师一同飞往伦敦，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同普乐彻见面。普乐彻的作证持续了整整两天，他坦白交代了一切问题，恐怕梅耶作证也不会这么坦率。他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同罗伊银行交往的来龙去脉：他对保密的特别要求、他开设账户的方式、巴拿马公司的创立、并购活动公开之前的股票交易、提取现金以及销毁证据等。普乐彻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记忆力非凡。尽管他在作证中从来没有提到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姓名，只是用X先生来替代，但是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位投资银行家。证券交易委员会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卡伯里也对此案进展迅速而感到惊奇。
梅耶问道：“你认识该公司的什么人吗？你在那里都认识谁？”
现在，只剩下揭开X先生身份之谜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了巴哈马银行保密法的问题上。罗伊银行不能透露莱文的名字，可能它倒是很希望这么做。莱文曾经威胁说，如果罗伊银行泄露他的身份的话，他就会起诉银行。并且，如果银行这样做，可能也会被巴哈马当局起诉。
皮特回答说：“对，是德崇公司。”
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决定采取一项大胆的策略：他们直接去找巴哈马的司法部长保罗・安德里，以避开外界的注意，从而尽快取得法院的命令。5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司法部官员、美国驻巴哈马大使、皮特和劳赫以及他们聘请的巴哈马律师一同去拜见保罗・安德里。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出现让安德里似乎非常吃惊，但是他却把皮特和劳赫晾在了一边，没有见他们，这让皮特大为恼火。
梅耶说：“你知道那家公司，是吧？”
尽管如此，他们商定好的方法似乎发挥了作用。林奇声称，银行披露证券交易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巴哈马保密法中所规定的泄露“金融交易”。把证券和银行其他的存贷款业务区别对待的主张似乎有点儿复杂，但是这却可以得到罗伊银行的关键支持。安德里暗示他暂时认同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金融，而是经纪。”林奇立即表示同意。
皮特禁不住想利用梅耶希望和解的心思套出X先生的身份。他说：“我们最后肯定会知道X先生是谁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