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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金融的万神殿堂中，与汉密尔顿、比德尔、杰伊·库克、萨蒙·P.蔡斯并列的是为本杰明·斯特朗保留的一个不小的壁龛。人们认为，他比他所在时代的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更能按旧大陆老于世故的金融家的要求来迎合他们。最有趣的是，与他的名字基本上联系在一起的交易，就是这种对蒙塔古·诺曼和雅尔玛·夏特的让步。这就是名气的源泉，并非为经济学所独有。要不是水门丑闻，H.R.霍尔德曼(H.R.Haldeman)和约翰·迪安三世(John Dean III)就不会在历史书上留名，戈登·利迪(Gordon Liddy)也不会，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拉斯克是由于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而出名的。要不是他与1812年战争以来指挥最糟的那场战争有关，谁也不会听说威廉·C.威斯特摩兰德(William C.Westmoreland)。如果其他一切都不起作用，那么不朽总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错误来得到保证的。
美国战后的繁荣蒸蒸日上，从1919年顺利跨入1920年。随之发生了严重的萧条。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在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实际上却至少对两者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价格在上涨，对商品和土地的投机在继续，但联邦储备使利率保持了较低的势头。商业银行可以自由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以满足客户投机的或其他的需求。仍不得不出售债券的美国财政部却支持这种软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肯定是由于担心谨慎的人会戳穿这种骗局。随后，他们本人由于崩溃而受到指责。最好是听其自然，任其发展，如此而已。
实际上，斯特朗总裁那一派有一定的道理——颂扬他的历史性错误的人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这些问题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丘吉尔获胜了。由于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自卑感，在他1925年的行动消除了来自左派的全部威胁，使其在15年内不得抬头。1925年恢复金本位，也许是当代有关货币的最具决定性破坏作用的行动。
如果德国、法国和英国当代货币出现混乱或困难，那么无怪乎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黄金拥有者为安全起见寻求到美国避难。股票在1918年底意想不到为29亿美元，1926年底在搭乘毛里坦尼亚号船的移民刚刚到达之前上升为42亿美元。。黄金一到达就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允许存储黄金，黄金可能使贷款、钞票和储蓄有大规模的增长(总以为有人和公司寻求贷款)，起到一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作用。联邦储备在20年代通过公开市场的运作，把这种作用抑制住了，它廉价出售战争期间得到的政府债券以获取黄金。(1923年3月，联邦储备成立了联邦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萨缪尔森教授的那些独具影响力的公民协调这种业务。)一旦黄金牢固地掌握在联邦储备的手中，它就不再与商业银行的借贷和储蓄有必然的联系了，因此与货币供给也再无必然的联系了。联邦储备使其对银行的借贷数额远远低于黄金储备所允许的界限。借贷取决于联邦储备对银行索要的利率，且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是鼓励还是阻止银行的借入。这种借出反过来又影响商业银行储备和商业银行借贷的能力。
到1929年，失业在下降，产量在增长，虽然两者的速率都不大。英国央行的黄金地位依然岌岌可危。随之就出现了美国的萧条和暴跌。至少部分是由于1925年决议后出现的不幸，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劳工政府。该政府对正统的财政学的喧叫的免疫力也不比前任强多少。1931年8月23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得悉，从一个美国银行财团得到一笔贷款将大有希望，如果所提议的预算削减——包括对失业救济的削减——得到内阁和民众的支持的话。内阁少数成员随后提出抗议，因此麦克唐纳辞职，由自由党和托利党构成了联合内阁。1931年9月，按《金本位法案》应支付黄金的合约被中断。
因此，虽然美国依赖金本位，但与黄金库存并没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和平时期同以前的战争时期一样，国家有一种受控的货币。由于黄金流入不再一定对美国贷款、储蓄、价格或利率起作用，由于这些现在取决于联邦储备的行动，所以在金本位下重新分配黄金的传统力量不再起作用了。当黄金到来时，利率不一定非下降不可，贷款和商业活动并不扩大，价格也不上涨，总之没有什么依金本位运行的要求来抑制黄金流入，并鼓励黄金流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斯特朗总裁支持金本位的态度虽未受到置疑，但他屈从了夏特、诺曼和李斯特，完全依照金本位的本来要求行事。也许他是这样看的，虽然这种洞察力更可能出现在事实之后。
凯恩斯由于在《凡尔赛和约》所犯的错误而仍在遭人白眼，虽然现在人们也承认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有许多优点。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现在需要他踌躇满志地领导一个保险公司，写作，发展人文科学，随心所欲地教书，他可以代表自己和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悉心探索，他成了该学院的财务主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才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允许他重新进入政府部门。而丘吉尔则活得心宽体胖，关于货币的错误判断只是一个有趣的陋习，甚至在众人皆醒他独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对他的生涯未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这与他早期支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所选择的更可靠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
也不能完全肯定1927年及以后，要是有一种强硬的政策，就会阻止股票市场投机。其他事物可能会首先被阻止下来。银行借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商业、工业和农业的，也是为了投机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商业银行累积借贷的增长，其中不包括不动产累积借贷的增长，总之是比较适当的——从1921年中的230亿美元到1929年中的300亿美元。(靠不动产得到的贷款用于大量投机活动，增长的百分比要大得多。)但在刚提到的累积中，给经纪人用于经营带保证金的证券的贷款，即用于投机的贷款有了大量增长——从1921年底的8.1亿美元升至1929年初的25亿美元，大部分是由公司和其他非银行性的借贷者提供的。在1929年，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该年夏季每个月增长大约为4亿美元。给经纪人贷款的利率错不了，其范围在6%~12%，有时甚至更多，在那些日子不必给这种利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补贴。这个12%几乎是完全有把握的，钱是立等可取的。因此，假如联邦储备紧缩利率和贷款，那么银行若没有对12%有过人的免疫力，就会减少那些利润小、把握小、名气小的借款人为普通商业、住房、工农业目的所需的贷款。这些是将要受到限制的贷款。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思想敏感的会员担心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因而十分恼火。来自银行的股市信贷的数额也在减少。公司对开价贷款的高利率越来越感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