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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她睡在客房。肯定在那儿，也许在她的箱子里。”托马斯说。
这种时候，托马斯会真正怀念起他那过世的父亲，虽然父亲在世时，他无法忍受。老爷子是不会容忍这种愚蠢的。无用的同情打动不了他，他会（瞒着她）给他的密友，当地的治安官打招呼，那姑娘会被送往州监狱服刑。他总是被卷入一些暴行，直到一天早晨（当时他怒气冲冲地看了妻子一眼，仿佛一切都怪她），他倒在餐桌旁死掉了。托马斯继承了父亲的理性，却没有他的冷酷，继承了母亲的善心，却不会像她一样践行。他对所有实际行动的计划就是静观其变。
法尔布拉泽又沉默了。
“你无法想象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她再次坐起来，“听着。”那可怜的姑娘，斯塔尔，由继母带大，继母自己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几乎是已成年的男孩儿，占她的便宜，极其卑劣，她只能逃跑，去找她的生母。找到了生母，生母为摆脱她，把她送到一个又一个寄宿学校。在每个寄宿学校，她都遇到了变态或虐待狂，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出逃，他们的暴行真是无法描述。托马斯看得出母亲知道许多细节，只是不忍对他说。有时当她闪烁其词时，她的声音会颤抖，托马斯知道她是记起了一些听到的极为详尽的恐怖画面。他曾希望过几天，所有这一切都会被淡忘，但是没有。第二天，她带着舒洁纸巾和润肤霜又去了监狱。几天后，她宣布她已咨询了律师。
“您可以搜查客房，”托马斯紧张地说，“我可以回家，把前门的门闩拉开，您可以悄悄进来，上楼，搜查她的房间。”
托马斯知道虽然她说的话不是陈词滥调就是老生常谈，其背后倒是有着真实的经历。与其说他为那姑娘入狱感到悲哀，不如说他是为母亲不得不在那里看到她感到悲哀。他本可以使她免受种种不悦的景象。“好了，”他把笔记放到一边，“现在你最好忘了那些事。那姑娘入狱一点都不冤枉。”
法尔布拉泽转过头，眼睛正好可以大胆地看着托马斯的膝盖。“你似乎知道该干些什么，”他说，“想换工作吗？”
母亲探监归来，没敲门就闯进他的书房，一屁股倒在他的沙发里，抬起她那肿胀的小脚放到沙发扶手上。过了一会儿，她缓过来一些，坐起来在脚下垫了张报纸，又倒下去。“我们不知道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她说。
托马斯什么都没说，因为他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只是执拗地等待着。法尔布拉泽取出唇间的烟头，扔到草里。他身后的县政府门廊上，一群游手好闲的人本来靠在左边的门上，此时移到了右边，那里有一片阳光。一张皱巴巴的纸从楼上的一扇窗里飘出，晃晃悠悠地落下来。
如今，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姑娘的笑声在他的脑中蹿入九霄，他诅咒着他所谓的好笑。
“我大概六点到，”法尔布拉泽说，“打开前门门闩，别让我看到你们——你，还有那两个女人。”
如果彼时彼地他一跺脚了断此事，后面这些就不会发生了。他的父亲若还在世，当时就会做个了断。带盒糖果是她最喜欢做的好事。在她的社交范围内，无论谁搬到了镇上，她都会打电话送盒糖果；但凡她的朋友的孩子产子或是得了什么奖项，她也会打电话送盒糖果；若有老人摔断胯骨，她还是会带着一盒糖果守在床边。想到她要带盒糖果去监狱，他曾觉得好笑。
托马斯松了口气，喉咙里发出刺刺啦啦的声音，他是想说“谢谢”。随后他大步走过草坪，如出牢笼。“那两个女人”，这句短语如刺果般扎在了托马斯的脑子里——对他母亲的隐隐侮辱使他备受伤害，远远超过法尔布拉泽指责他无能。他上了车，脸腾地红了。是他向治安官告发了母亲吗——才使治安官有机会嘲讽她？他是否为了摆脱那小荡妇出卖了母亲？他马上就明白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是为她好，是帮她摆脱一只会毁掉他们的安宁的寄生虫。他发动引擎，飞快地往家开。刚一开上自家车道，他就决定最好把车停在离房子远些的地方，悄悄从后门进去。他把车停在了草坪上，然后穿过草坪，绕到房后。天空中排着些芥末色的条形云。狗正在后门的门垫上睡觉。听到主人走近的脚步声，他睁开一只黄色的眼，看了看，又闭上了。
“我想，”他母亲说，“我要给她带盒糖果。”
托马斯走进厨房。没有人，房子里很安静，能听到厨房挂钟那响亮的嘀嗒声。差一刻钟六点。他蹑手蹑脚地快步穿过门厅来到前门，取下门闩。他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客厅门关着，门后传来母亲轻微的鼾声，估计她是看着报纸睡着了。门厅另一侧，离他的书房不到三英尺的地方，小荡妇的黑外套和红色坤包挂在椅子上。他听到了楼上的水声，估计她在洗澡。
“我不会开空头支票。”托马斯说。
他走进自己的书房，坐在桌旁等待，隔一会儿就浑身一阵激灵，这令他感到厌恶。之后他拿起一支笔，在面前一只信封的背面画起了方块。他看了看表。差十一分六点。过了一会儿，他百无聊赖地拉开腿上方中间的抽屉。一瞬间，他盯着那把枪，竟没有认出来。随即他一声惊叫，跳了起来。她把枪放回来了！
“你可不知道手头紧时会做出什么。”
傻瓜！父亲从齿缝里挤出一句，傻瓜！把枪放进她的包里。别只在这儿站着。把枪放进她的包里！
“正派人不开空头支票。”托马斯说。
托马斯站在那儿，看着抽屉。
“她看起来像个正派姑娘。”母亲说。
笨蛋！老爷子发怒了。快呀，趁着还有时间！把枪放进她的包里。
托马斯瞟了一眼照片。一张狡诈的脏兮兮的脸。他注意到犯罪的平均年龄正逐步降低。
托马斯没有动。
一个月前，姑娘因开空头支票被关进了县监狱，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吃早餐时，她久久盯着那张照片，然后从咖啡壶上方将报纸递给他。“想想看，”她说，“只有十九岁，在那个肮脏的监狱里。她看起来不像是个坏姑娘。”
蠢货！父亲喊道。
托马斯并非愤世嫉俗之人，也不反对美德，相反，他视美德为秩序之原则，唯有美德使生命可堪容忍。他能忍受自己的生命，正有赖于母亲那较为明智的美德——她将房子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有她做的美食。但当她的美德失控时，比如现在，他就会有种群魔毕现的感觉，倒不是说他自己或老太太有什么精神怪癖，那群魔鬼本就寓于性格之中，只是看不到而已，却随时可能尖声厉叫或搞出什么事端。
托马斯拿起了枪。
托马斯用魔鬼一词只是打个比方，不过用来描述母亲陷入的境遇，倒也十分恰当。但凡她有些智识，他便可用早期基督教历史向她证明美德过度并非正义，适度的善产生相应适度的恶。他还可以说若是埃及的圣安东尼待在家里照顾妹妹，也不会招惹上魔鬼。
赶快，老爷子命令道。
托马斯爱他的母亲。他爱她因为他天性如此，但也有些时候，他受不了她对他的爱。那种爱有时纯属莫名其妙的愚痴，他能感觉到他周遭的力量，他无法掌控的无形暗流。她总是从最陈词滥调的考虑出发——这是件<b>好事</b>——最终却与魔鬼签订最为莽撞的协议。当然，她从来认不出那是魔鬼。
托马斯向前走去，手中拿着枪，离身体远远的。他打开房门，看着椅子。黑外套和红色坤包就在椅子上，几乎伸手可及。
趁着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起身抓起椅子，逃离了房间。
赶紧，你这个傻子，父亲说。
“我是不会把<b>你</b>送回监狱的，托马斯。”她说。
客厅门后，母亲微弱的鼾声起起伏伏。鼾声似乎在记录时间，却与托马斯所剩的时间毫无关系。除此寂静一片。
“送她回监狱。”托马斯说。
快啊，你这蠢货，趁她还没醒，老爷子说。
“我怎么能在这大冷天把她赶出去？”她说，“今天早晨她又说要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