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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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极大的涵养告诉了彼得罗·卡玛乔关于接到听众电话的事，并且把抗议信给他看。彼得罗·卡玛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拿过那两封信，没有打开就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然后旁若无人地打起字来。老赫纳罗气得要中风，当他要离开那个充满敌意的洞穴时，听到彼得罗·卡玛乔自言自语地说：“各得其所吧。”

“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胡利娅姨妈回答我，站起身来，“但是现在，小巴尔加斯，先请我跳舞，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吧。在舞曲间隙，如果你愿意，我再让你给我谈谈文学。”

“我不能再忍受这种粗暴态度，也许我不得不辞掉他，这大概并不现实，”他最后说道，满脸厌恶，“但是您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不会侮辱您，您也是半个艺术家，不是吗？帮我们一下吧，为我们的企业做这件事，去跟他谈谈。”

“我突然改变了体裁，不再写故事，而要写剧本了，”我十分激动地对她说，“你看怎么样？”

我答应他去做这件事，真的，泛美电台播完十二点钟的节目，我——该我倒霉——邀请彼得罗·卡玛乔去喝薄荷马黛茶。我们从中央电台出来时，两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立即认出了他们，是烤肉工人、阿根廷烤肉铺的大胡子兄弟俩。这个烤肉铺和中央电台在同一条街，位于贝伦小修女学校对面。在烤肉铺里，他们系着白围裙，戴着厨师的高帽子，亲自准备鲜肉和牛肠。弟兄俩杀气腾腾地围住了玻利维亚文人，又胖又老的哥哥厉声骂道：

内格罗·内格罗是哈维尔选来结束今晚活动的地方，它是一个带有某些文丐色彩的场所——每个星期四演出一些小节目：独幕剧、独角戏、诗朗诵。画家、音乐家和作家经常聚集在那里。但也因为它是利马最阴暗的公共场所，是圣马丁广场门楼下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二十张桌子，我们认为它的装饰是“存在主义”式的，所以那地方我很少去，觉得仿佛置身于圣日耳曼·德布雷斯教堂的洞穴里。我们坐在舞池旁一张小桌子上，哈维尔空前慷慨，要了四瓶威士忌。他和南希立刻站起来去跳舞。我在这座又窄又挤的多面堡里继续跟胡利娅谈着戏剧和阿图尔·米列尔。我们紧紧挨在一起，互相拉着手，她克制着听我讲。我对她说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戏剧艺术可以像小说一样复杂和深刻，为了真切生动，有血有肉，还配有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等。戏剧也许是最高级的艺术。

“卑鄙的卡玛乔，那么说，我们是杀孩子的人了，是不是？你这个无赖，你觉得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教你尊重人吗？”

那个星期天的那套大节目（我相信这套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大半生的命运）是在最好的征兆下开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利马很少有机会看到优秀的戏剧，而弗兰西斯科·佩特罗内的阿根廷剧团带来了一批在秘鲁没有上演的现代剧。南希到奥尔卡舅妈那里去接胡利娅姨妈，二人一起乘出租汽车到市中心。我和哈维尔在塞古拉剧院门口等她们。哈维尔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做得过分，他订了一个包厢。这是唯一被占用的包厢，因此，我们成了众矢之的，几乎像在舞台上一样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由于我心怀鬼胎，疑心一些亲戚和熟人可能会看到我们，从而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是演出一开始，这些顾虑便消失了。演出的是阿图尔·米列尔的《一个旅行者之死》，那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常规、不落俗套的剧目。我是那样兴奋和激动，以致在幕间休息时唠唠叨叨地讲了起来，热情赞颂这部作品，评论它的人物、技巧和思想。后来我们在科尔梅纳大街的林孔·托尼餐厅吃香肠喝黑啤酒的时候，我用一种哗众取宠的方法继续这样评论着，使得哈维尔后来教训我：“你简直就像一只吃了兴奋剂的鹦鹉。”我表姐一向认为我的文学狂热荒唐可笑，像埃杜阿尔多舅舅一样胡闹。埃杜阿尔多舅舅是一位与外祖父亲如手足的退休老人。致力于很少见的收集蜘蛛网的消遣活动。她听了我对刚刚看完的剧目如此高谈阔论，疑心我的志趣会落个不好的结局：“你正在变成酒徒，瘦小子。”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嗓音都变了。弟弟同意哥哥那样做，在发火的哥哥停下时插了进来：

真的，在我短促的生涯中，彼得罗·卡玛乔是我见过的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在我的熟人中，哈维尔由于慷慨和富有，最像一个得天独厚的王子。此外，他很能干。他说胡利娅姨妈和南希已经得悉今晚我们干什么，他口袋里已经装好剧票，节目不会太引人注目，一下子把我关于才华和对秘鲁文学乞丐般的命运的忧思赶得一干二净。哈维尔也显得很高兴，一个月以来，他经常和南希出去，那种风雨无阻的劲头颇有正式恋爱的情调。我对表姐坦白了我和胡利娅姨妈的爱情，这对哈维尔很有用，因为他可以借口为我们穿针引线和提供外出的方便，设法一个星期内几次看到南希。我表姐和胡利娅姨妈现在形影不离。她们一起去买东西，一起去看电影，互相倾吐心曲。我表姐变成了我们爱情的热情保护神。一天下午，她的话提高了我的勇气：“胡利娅有一种可以抹去一切年龄差距的生活方式，表弟。”

“是虱子吗？那么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美味是从他们儿子头发里取出来的小虫子？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和我妈妈通奸，我还能袖手旁观？”

“为了尊敬你，我编了一套知识性的世界各地节目，”他对我说着，拍着我的肩膀表示鼓励，“内容包括阿根廷的弗兰西斯科·佩特罗内剧团、林孔·托尼餐厅的德国饭菜、在内格罗·内格罗举行的法国节目中的最后一个节目——熄灯在黑暗中跳波莱罗舞。”

玻利维亚文人丝毫没有退缩，他听着兄弟俩的责骂，金鱼眼睛在他们两个身上扫来扫去，颇有一派博士风度。突然，他以礼宾官特有的宽容、庄严的声调向他们提出了再礼貌不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