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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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深奥的微笑从这个莫盖瓜省人的面孔上闪过。
他缓缓地讲着，似乎有意给书记员的工作提供方便。书记员用音乐般的打字声为他那冗长的演说伴奏。法官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法庭尊重各种思想和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然后便有意提醒他，他并非由于信仰问题而被捕，而是因为有人控告他殴打和强奸幼女。
“见证人就是出面作证的人，是可以证明他人行为的人，是可以证实某个事件的人，”他一面注视着法官，一面表现他如何精通词义学，“见证人就是知道上帝存在而把它讲述出来的人，是认识了真理并把它公布于众的人。我是见证人，你们二位只要有决心，也可以成为见证人。”
“我们的确不给政府、政党、军队或任何显赫的政治团体充当奴仆，因为他们都是魔鬼的产物。”他温顺地说道，“我们也的确不向任何五颜六色的布片宣誓效忠，也不穿任何军服，因为任何军服和袖章都不能使我们喜欢。我们也不赞成移植皮肤或输血，因为上帝造就科学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破坏。但是，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官先生，我听您的吩咐，将竭诚效力，并且希望您明白，虽然事出有因，但我仍然对您表示尊敬。”
“谢谢，改日再谈这个吧。”法官打断他，拿起那厚厚的卷宗，在机修工面前一晃，仿佛那是一盘食物，“现在时间紧迫，眼前这件事是重要的，咱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开始前，我有一言相劝：讲真话，老老实实地讲真话，这对您是有好处的。”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命令警察给他打开手铐后离开办公室。自从巴雷达登上法官的宝座后，便确定了一个习惯：即使面对最放肆的罪犯，也要单独审问，不用强制手段，而用慈父般的口气。就在一对一的面谈中，罪犯常常像忏悔的人面对牧师那样向他敞开心扉。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带有冒险性质的试验表示过后悔。古梅辛多·特略揉揉手腕，对这表示信任的做法连声道谢。法官指给他一个座位，机修工挺直胸脯在椅子边沿上坐下来，他似乎是那种一想到舒适的概念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法官心里推测着约束这位“见证人”的生活信条：睡眼惺忪就起床，尚未吃饱就离开餐桌，（如果去看电影）不等影片结束就退场。他试图想象这位机修工如何受到维克多里亚区那个小荡妇的撩拨和刺激，但是他立刻取消了这种联想，因为这违反辩护条例。这时，古梅辛多·特略开口讲起来：
被告人似乎被某种隐秘的回忆激动，深深地叹息一声。
十分钟后，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先生看到古梅辛多被两名警察押着走进办公室，立刻明白书记员对该人的归类太过火了。这不是一个惯犯，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严重的人：一个教徒。看到古梅辛多·特略那张面孔，一股寒战使法官脑后的头发陡然竖立起来，他立刻记起那个骑自行车散发《觉醒》杂志的人，特别是那不动声色的眼神。他曾经在噩梦中见过此人，梦见过那平静而又固执的目光，那目光表明他是那种通晓真谛、心中不惑、已经解决了全部疑问的人。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未满三十岁的小伙子，他那瘦骨嶙峋、体弱多病的模样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怜悯，从而给予布施；他的头发短得几乎成了光头，肤色黝黑，身材矮小；身上穿着烟灰色的外衣，既不整洁也不褴褛，而是不好不坏；衣服已经干了，但是由于曾经下水洗礼而皱褶得厉害，上身穿件白衬衫，脚下穿着带铁掌的短靴。法官——这个具有人类学家般嗅觉的人——只需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人的性格特征是：谨慎，俭朴，信仰诚笃，沉着冷静，天资聪慧。他很懂礼貌，刚踏进门槛，便亲切地向法官和书记员道了日安。
“真话，真话，”他忧伤地嘟囔道，“法官先生，何谓真话？莫非指诬蔑、走私或梵蒂冈利用庸人的天真所宣传的欺骗？那难道是真理？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真理，但是我斗胆地问您一句：您找到真理了吗？”
“行了，别说了！我禁止这类推论。”法官责备书记员，后者脸色变得苍白，“别搞这种多疑的猜测。传古梅辛多·特略到庭！”
“我正打算找到它。”法官拍拍卷宗的封面，狡黠地说。
“看上去似乎是她把那个工人弄得神魂颠倒，结果就把她强奸了。”书记员走了题，“但听完她的讲话，看完她的表演，人们会发誓说，是她把他奸污了。”
“是关于十字架的虚构吗？是关于彼得和石头的玩笑吗？是关于主教冠冕的真相吗？或是关于取下教皇一根头发便可使灵魂永生的传说？”古梅辛多·特略用讽刺的口吻问道。
“毫无疑问，是个典型的洛丽塔。”法官语气肯定地说。他一面故作镇静，仿佛倔强的海豹，虽遇飓风却依然乐观地吸取教训，一面补充说：“我们至少可以感到欣慰，并非只有北方巨人才有这项专利权。我们这位本地姑娘可以与任何一个外国的洛丽塔决一雌雄。”
“是关于你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小姑娘犯下的强奸罪行，”法官开始反击了，“是关于你蹂躏一个十三岁少女的真相，是关于你如何殴打她、威胁她、恐吓她、强奸她、凌辱她、也许已经使她怀孕的真相。”
“博士，美国人把这种人称为洛丽塔，对吗？”书记员企图增长些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