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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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轻蔑地摇摇头，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庄重神情，用缓慢、瓮声瓮气、震动这个洞穴的声音吐出两句我从未听他说过的粗话：
“糟糕的是，这位阿道尔夫先生已经五十岁了，至今还没有洗清那一可怕的指责，”鲁乔舅舅反驳说，“如果你妹妹跟他结婚，就不得不守活寡，或者与别人私通。”
“捣鬼加性变态。”
“她这个追求者的好处是既有钱又有势，而且追求胡利娅的打算也是严肃的，”奥尔卡舅妈评论道，“他已经向她求婚了。”
我想让他说下去，希望知道他为什么对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强烈，但是看到他那种气急败坏的神气，我没敢张嘴。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动了一下，一只手在眼前挥过去，仿佛要抹掉某些幻影。接着，他满面痛苦的神情，关上斗室的窗户，调整打字机的滚筒，盖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领带，从书桌里拿出一本厚书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他熄了灯，来到门外，锁好房门。我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亲切地抚摸着书背，好像爱抚一只小花猫。
他走了之后，我把《质的飞跃》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决心忘掉那些毕斯达戈。接着，跑到鲁乔舅舅家共进午餐去了。在那里，我听说在那个玻利维亚女人和一个我曾耳闻的大庄园主、跟我们家族有某种亲戚关系的阿雷基帕市参议员阿道尔夫·萨尔塞多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
“一个患难之交，”他激动地低声说，把书递给我，“一个忠实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妙极了，兄弟，”他一面鼓掌，一面用结论式的口吻说，“可是，干吗要写这种鬼的故事？为什么不写一篇现实生活的小说？为什么不删掉魔鬼的情节，就让故事在那群假毕斯达戈中间展开？或者，就写一篇虚幻的故事，把你能想象出来的全部幻影都写出来。但是，不要魔鬼，别写魔鬼，因为那会带有一种宗教气息，一股假虔诚的味道，像陈年老货。”
这本书大概是由埃斯巴萨·加尔贝出版社于史前的什么时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满布着五颜六色的污斑和擦痕，书页已经灰黄——作者是无名之辈（阿达尔贝尔托·卡斯德洪·德拉·雷盖拉，穆尔西亚大学古典文学、语法和修辞学硕士），作品是一部浩瀚的摘记，题目很大：《世界百名最佳作家文学语录一万条》，副标题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关于上帝、生命、死亡、爱情、痛苦等问题的言论集》。
整整一周，我都在努力创作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我叔叔讲的一个故事的基础上写的。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处庄园里的大夫，那里有个农民，夜晚装扮成毕斯达戈（魔鬼）从芦苇丛中跑出来吓唬另外一个农民。那个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么害怕，挥起砍刀向毕斯达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脑壳砍成两半，这个魔鬼立刻被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那个农民随即躲进山中。过了不久，一伙农民参加舞会后回家，突然发现有个毕斯达戈在村里行窃，他们一拥而上，把魔鬼乱棍打死。死者原来是杀害第一个毕斯达戈的凶手，他为了夜里回村探视家人而假扮起魔鬼来。那群杀人犯也逃进山里，同样扮成毕斯达戈趁黑夜回村，结果其中两个人被吓坏了的村民乱刀砍死。以后这些农民也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我原来准备讲述的并不像我叔叔彼得罗的庄园里所发生的那样，也不像后来我所想象的那样——在不可胜数的毕斯达戈中间，真正的魔鬼却溜掉了。我准备给这篇小说题名为《质的飞跃》，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像博尔赫斯的某篇短篇小说那样，冷静而富于理智，简明而富于讽刺意味。博尔赫斯是我近日的新发现。我把从办公室、学校和布兰萨咖啡馆里省下来的空闲全部用到这篇小说上去了，在外祖父家里也写，中午写，晚上写。在这一星期中，我既没有去任何一位叔叔舅舅家吃午饭，也没有对表姐妹们进行例行的访问，更没有去看电影。我写了又撕掉，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写上一句，觉得不称心，便又重新开始。我认为任何一个拼音或书写错误都非偶然，都会引人注目，都会使神或人无意中发现：此语不妥，需要修改。帕斯库亚尔抱怨了：“好家伙！赫纳罗家的人如果看到这样浪费纸张，一定会扣我们的工资。”到了星期四那天，我认为总算写完了。那是一篇五页的独白，故事末尾才露出真相：扮鬼的恰恰是讲故事者本人。十二点，泛美电台播音之后，在阁楼上，我把《质的飞跃》念给哈维尔听。
我们一直走到贝伦大街。分手时，我忽然想起了看表，感到一阵惊慌：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我觉得和这位艺术家仿佛只待了半个小时，对这座城市所做的社会流言学的分析以及发泄对阿根廷人的憎恶竟然用去了三个小时。我急忙向泛美电台跑去，心中暗想，帕斯库亚尔肯定把什么土耳其巫师又塞进了什么帕尔伯尼区的杀婴案。但是，事情好像并不那么糟，因为我在电梯上遇到赫纳罗父子，他们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老板告诉我，这天下午已经同鲁乔·加蒂卡签订了合同，请这位歌手作为泛美电台独家聘请的客人来利马演出一周。我来到阁楼上，翻阅了一下新闻稿：还过得去。这样，我便不慌不忙地乘公共汽车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圣马丁广场去了。
“这个马里奥先生呀，总是给我的文体抹黑。”
回到外祖父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他们都已入睡。我的晚饭一向留在炉灶上，但是，这一次除了馅饼、蛋炒饭之外——这是我一贯的食谱——还有一张便条，上面的字体颤巍巍的：“你舅舅鲁乔打电话来，说你对胡利娅爽约了，你们说定要去看电影的。他还说你是个野人，要你给胡利娅打电话道歉。外祖父。”
回到泛美电台的阁楼里，我看到帕斯库亚尔已经把九点钟的播音稿准备好了。稿子的开头，他用了一条他非常喜爱的那类新闻，是从《纪事报》上抄来的，只不过用一堆形容词点缀了一番：“在风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海面上，巴拿马货轮‘萨尔克号’于昨晚沉没，八名船员死亡。他们淹死后，尸体被为害于上述海面的鲨鱼咀嚼一空。”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删掉了“风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词，最后签上“已阅”二字。帕斯库亚尔并不生气，他是从来都不生气，但提出异议：
我心里想，为了一个玻利维亚文人，竟然忘记了新闻稿，忘记了和一位女士的约会，这实在有些过分。我很不痛快地上床躺下，为这并非故意的失礼而感到懊丧。我辗转反侧，折腾了许久方才入梦。睡前，我竭力说服自己，那是她的过错，是她强迫我接受看电影的鬼主意，非要我去受那份可怕的折磨。我寻思着第二天给她打电话的借口。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办法，也不敢对她说出真情，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豪侠之举。播完八点钟的新闻，我去市中心一家花店，让人给她送去一束价格一百索尔的玫瑰花，上面附了一张卡片，思索再三，我写了一句自认为简洁而又风雅的话：“敬请谅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