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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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我太为难，巴尔加斯。我之所以回玻利维亚，是你亲属的过错，不过，也是因为我们的事情是愚蠢的行为。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结婚。”

“不是去救上尉，而是去救警犬乔格利托。”大巴布罗纠正说。

“完全可以。”我说着吻了她的面颊、脖颈，使劲抱住她，用嘴寻找她的双唇，“我们需要找个头脑糊涂的市长，哈维尔正帮我找。瘦南希已为我们找到一套房子，在米拉弗洛雷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利图马警长也被烧得黑炭一样，”巴斯库亚尔接着说，“本来他可以逃掉，他正要出去巡逻，可是他跑回去救他的上尉。善心使他倒了霉。”

她任我亲吻，抚摸，但不挨着我，很严肃。我给她讲了我和表姐的谈话，和哈维尔的交谈，去市政府询问的情况，怎样弄到了我的出生证明。我告诉她，我从心底里爱她，即使杀死一堆人也要同她结婚。我用舌头使劲地想分开她的牙齿，她却紧紧地咬住。可是，她突然张开了嘴，我才尽情地吻舔她的前腭、牙龈。胡利娅姨妈用两只胳臂搂住我的脖颈，和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哭起来，抽泣使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地跳动。我安慰她，可是我的声音低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不停地吻她。

“不是新闻，而是十一点钟的广播剧，”大巴布罗为我解释，“讲的是警长利图马的故事，卡亚俄下层社会的恐怖。”

“你还是个毛孩子。”她在哭泣声中喃喃地说。这时，我有气无力地对她说，我需要她，我爱她，说什么也不放她回玻利维亚，如果她走，我就了却此生。她终于又开了口，可是声音特别低，像开玩笑：“和毛孩子睡觉，天天醒来一身尿。你听过这个谚语吗？”

“所有的报纸我都看过了，没有注意有这条消息。你们在哪儿看到的？”我问他们。又对巴斯库亚尔说：“小心，不要把今天的新闻稿都集中在这场火灾上。”然后对着他们两个说：“真是一对虐待狂。”

“那太庸俗，我们不去说它。”我一边回答，一边用双唇，用指尖为她擦干眼泪，“你的那些证明在这里吗？你的大使朋友能不能使这些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编完另外两份新闻稿，为泛美电台采访卡乌乔·盖莱罗（一个加入秘鲁籍的阿根廷小店老板，他的一生就是在打破自己的纪录中度过，围着一个广场昼夜不停地跑步，能边跑边吃饭、边刮脸、写字和睡觉）之后，我坐在写字台上阅读那份官僚主义的文件，猜译有关我出生的一些详细记载——我出生在帕拉大街，爷爷和叔父阿莱杭特罗去镇政府报告我出生。这时，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走进我的顶楼，岔开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进来时在谈论着一场大火灾，受害者都被烧焦了。他们描绘着痛苦的呻吟声，笑得要死。我想继续阅读那份深奥的证明，可是我的那两位编辑评论起卡亚俄警察局的民警来，这又打断了我的思路。警察局被一个疯癫的纵火狂浇了汽油点着，所有警察都被烧死了，从警长到最下级的警察，乃至被珍爱的警犬都无一逃脱。

她好多了，不再哭泣，温情地看着我。

她翻找学生档案，尘土四起，呛得我和她都直打喷嚏。那时我对她说，如果哪天她丢掉饭碗，系里就宣布罢课。她终于找到了我的档案，果然那里面有我的出生证明。她提醒说只借给我用半小时。我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在阿桑加罗大街的一家书店里影印了两份，把其中一份还给了里奥弗利欧夫人。我欣喜若狂地来到电台，感到自己有能力战胜迎面飞来的所有巨龙。

“能维持多久，巴尔加斯？”她问我，声音有些悲伤，“过多久你就会厌倦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过两三年你把我一脚踢开，我必须从头开始，你觉得这样合乎情理吗？”

“按规定是不能这样做的，”她一边抱怨一边从满是蛀洞的写字台上抬起巨大柔软的身躯，把我带在身边，向文件柜走去，“由于我心肠好，你们就总来找我。帮你们办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我会丢掉饭碗，到时谁也不会为我说话的。”

“大使可以使你的证明合法化吗？”我坚持说，“如果他能从玻利维亚方面为你这样做，秘鲁方面的证明就容易办了。我会找到朋友帮忙的。”

我离开市政府，心里盘算着：即使胡利娅姨妈的证书全在利马，单是得到批准就需要几个星期；如果不在利马，还要向玻利维亚的有关市政府和法院索取，那就需要几个月；还有我的出生证明怎么办？我生在阿雷基帕，写信叫那里的亲戚叫给我寄来也要费时间（这样做还要冒风险）。困难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向我挑战似的。但是，这些困难没有压倒我，反而使我的决心更坚定（我从小就非常固执）。去电台的路上，走到《新闻报》社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转身向大学城跑去。到那里时，已浑身是汗。在法律系办公室，负责公布我们考分的里奥弗利欧夫人像往常那样用母亲般的温情接待我，慈祥地听我讲述那件复杂的事情，即急需办理法律手续以不错过找到工作的唯一机会，这工作能使我支付学习费用。

她盯着我，显得既怜悯又激动，脸上渐渐浮现微微笑意。

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到利马市中心来而又不引起别人怀疑：到玻利维亚洛德航空公司办事处订购飞往拉巴斯的机票。她三点左右经过电台。我俩都没有提起结婚的事，她谈起机票的事很使我不安。一挂上电话，我就到利马市政府去打听结婚要办理哪些手续。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他为我询问了一下，还以为是我的一位亲戚要同一个离婚的外国女人结婚。手续令人震惊：胡利娅姨妈要出示她的出生证和玻利维亚及秘鲁两国外交部都认可的离婚判决书；我要出示出生证明。可是，我还不到结婚的年龄，需要有父母同意我结婚的许可证书，或者他们在专管青少年结婚的法官面前亲自宣布“解脱”我（到了法定年龄）。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保证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别的女人相爱，只爱我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她说，“过五年幸福生活，我看这个疯狂举动值得。”

“我突然感到像泄了气的皮球，”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我一向善于对付不利形势，现在却毫无办法。”

“你有证件吧？”我对她说着，用手指为她梳理头发，亲吻着，“大使能使你的证件合法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