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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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在犹豫,不说了。他看看窗户,向那里求援。他找到了:它还待在那里,在阳光明媚的上午,镇静、美丽、古朴、永恒、安详,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
“真够多的。”第一个讲话的人又说,现在语调中性了。
“您要作一首卡努杜斯的颂歌吗?”男爵问道,“我总觉得您有点疯狂。但使我难以相信的是,您竟然疯到了如此地步,竟要求我在这方面帮助您。您知道卡努杜斯使我付出的代价吗?您不是知道吗?您知道我失去了一半财产吗?卡努杜斯使我遭到最大的不幸,因为埃斯特拉……”
“不多,”若安·阿巴德说,“如果他们真的来八九千,那就不多。再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多。”
“狂热的乌合之众、血腥而龌龊的腹地、食人生番、退化的种族、可悲的妖怪、人类的垃圾、疯狂的败类、残杀子女的人、灵魂肮脏的人……”来访者一字一板地背诵着,“其中有些形容词是我用过的。我不仅写了,而且相信了。”
“那倒不假。”第一个说。
“我不明白。”男爵已经忘记了变色龙,甚至忘记了埃斯特拉,只是惊奇地观察着这个人:他浑身瑟缩,好像在抽噎,下巴都挨到膝盖上了。
近视记者觉得他们在活动,在围着他们三人转圈。他猜想他们在动那些步枪,拿起来,抚摩着,端到眼前,看看缺口和准星是否在同一条线上,弹仓是否干净。八九千?来了八九千政府军士兵?
“自从我摆脱那些讨厌的家伙和好奇的人,就每天去历史研究院的阅览室查阅报刊,搜集一切有关卡努杜斯的消息;《消息日报》《巴伊亚日报》《共和主义杂志》,我都看。”近视记者说道,“我阅读了别人写的一切和我自己写的一切。这……很难表达的。太不真实了。您看到了吗?似乎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了的阴谋、一个普遍的全面的误会。”
“并不是都能用,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说,“看见了吗?有的枪管弯了,有的扳机折了,有的枪托掉了。”
“埃斯特拉失去了动人的光彩和聪明才智,可这个可怜虫又有什么过错?”他想。
帕杰乌?在那里活动、说话的那个人,跟胡莱玛说过话的那个人原来是帕杰乌。他们在谈什么关于圣母的首饰,点着什么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的名,声音随着脚步移动时远时近。腹地的强盗都跑到这里来了,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谁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从他面前走过,近视记者能看到触手可及的那两条腿。
“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男爵赞同说,“您想当诗人、剧作家。您打算写下没有看见的卡努杜斯的历史吗?”
“您现在想听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听见矮子说,“我会说,我说过千百遍。要我给您说吗,先生?”
“保存事件的唯一方式是把它写下来。”男爵听见客人嘟嘟囔囔地说道。
“现在不行,”若安·阿巴德说,“改天可以。你为什么管我叫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您打算怎么做?”男爵之所以这样问,是为了不致冷场。
“知道,知道,”矮子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
男爵笑了。这并不是因为来访者突如其来的肃穆,而是因为在书房和帘子外,在花园晶莹闪光的绿茵上,在疙疙瘩瘩的桃金娘树的树干下,变色龙又出来了。长长的、静止的,满身山峰般的尖形凸起,几乎是透明的,像宝石在闪光。“欢迎你,朋友。”他心里想。
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近视记者曾经想过:“他是个割耳朵、削鼻子的人,是个将对手阉割并给他们文身的人,是个将全村人杀光以体验做魔鬼滋味的人。而帕杰乌呢?是刽子手、杀人犯、偷牲畜的强盗、伪君子。”可他们刚才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他感到迷惑不解,非常想动笔。
“我将不让人们忘记,”记者说,用犹豫不定的目光望着男爵,“这是我许下的诺言。”
“看到他怎样和你说话、怎样看你了吗?”他听见矮子说,“胡莱玛,你真有福气。他会把你带走的。你和他一起生活,就有吃有住了,因为帕杰乌在这里是指挥官。”
“卡努杜斯?”男爵喃喃地说,“埃巴米农达做得对,要大家别提那段往事。最好把它忘掉。那是一段不幸的、不明不白的、不是不非的插曲,毫无用处。历史应当是有教育意义、借鉴作用的。在那场战争中,谁都不光彩,谁都不明白发生的事。人们决定拉下帷幕,这是明智的、有益的。”
而自己会怎么样呢?
“人们正在忘掉卡努杜斯,”近视记者说道,那声音像是回声,“随着狂欢节的到来,人们对卡努杜斯的记忆将在波利特阿玛大剧院的诗情与乐声中烟消云散。”
“不是每人十只苍蝇,而是上千只,”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想,“它们知道自己是打不垮的。”因此当天真的人驱赶它们时,它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苍蝇:当人们在相距几毫米的地方轰它们时,它们竟然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倒霉的人,向他挑衅。这个人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拍死它们,可他又能从这圬秽的举动中得到什么?在它们被拍扁的地方,马上会出来十只、二十只。最好还是听之任之,像腹地居民那样任它们在自己的饭菜和衣服上爬来爬去,任它们将自己的房屋和食物弄得污黑,任它们在初生婴儿的身体上安营扎寨,只有当它们落在马上要吃的点心上时才把它们赶走,只有当它们钻进嘴里时才把它们吐出来。它们的个头比萨尔瓦多的苍蝇大,它们是这里唯一肥胖的,这里的人和其他活物的体形都小到不能再小。
他低下头。男爵看着他那蓬乱、灰白、沾满了头皮屑的长发,同时想象到了那盯着地面的、水汪汪的眼睛。他疑神疑鬼地猜测,来访者可能给他带来了加利雷奥·加尔的口信。
在大陆旅馆,他赤条条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从窗户看车站和站牌:盖伊马达斯、圣安东尼奥、比拉贝拉。苍蝇和盖伊马达斯,他更恨谁?他预感自己将在这里忧劳成疾,终日思考着关于苍蝇的哲学,绝望地度过有生之年。在这样的时刻,苦恼使他忘了自己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因为在成千上万的官兵垂涎的大陆旅馆,他有自己小小的单人客房,而其他人要么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地挤在军队租用或征调的民房里,要么——绝大多数是如此——住在依达比古鲁河两岸的窝棚里。因为他资格老,才有幸在大陆旅馆占用一个单间。自从第七团从盖伊马达斯开拔,莫莱拉·西塞上校把他留在后方从事收容病号的不光彩工作,他就待在这里了。从这扇窗户,他看到了最近三个月来使腹地、巴伊亚和整个巴西震惊的事件,他看到了莫莱拉·西塞向圣多山进军,看到了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匆匆返回,看到了惊恐和痴呆的眼睛,后来看到了火车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军队、警察部队和志愿军团倾泻到这个苍蝇为所欲为的村镇上,为死去的爱国者报仇,拯救被凌辱的国家,重振共和国的权威。然而从这座大陆饭店,皮雷斯·费雷拉上尉也看到了这些热情地渴望着行动的连队如何被捆住了手脚,失去了生气,动弹不得,陷入了与鼓舞他们前来的、慷慨无私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重重忧虑:事故、抢劫、露宿、缺粮、交通阻塞、敌人和女人。前一天晚上,上尉参加了第三步兵营的军官会议,这是为了一件极大的丑闻——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和二十五箱弹药不翼而飞——而召开的,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宣读了一项命令,警告肇事者:如不立即交回,将被处决。然后告诉他们那个老大难的问题——将远征军的大量辎重运往卡努杜斯——尚未解决,因此何时出发毫无准信。
“他在吐血,我想帮助他,”客人说,“但是我还有别的事要谈。”
有人敲门,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声“进来”。传令兵来提醒他对士兵克鲁斯的处罚。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着呵欠,极力想回忆起那士兵的面孔。他确信在一星期或一个月前,他或许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责打过他。什么错误?他非常清楚:偷团里或尚未离开盖伊马达斯的人家的东西,与其他部队的士兵斗殴或企图开小差。连队的长官时常委托他来处罚士兵,借以维护因厌恶和疾苦而日益遭到破坏的纪律。用军棍责打士兵并不是使上尉开心的事。不过现在也并不使他扫兴,而是变成了盖伊马达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饮食起居、教士兵分解枪支、组成攻防阵容和思考苍蝇问题。
“您真的是来向我要求工作、谈论那个侏儒吗?”他说,“那患肺结核的矮子真的还活着?”
出了大陆旅馆,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走上依达比古鲁大街,这是直通上方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布满石子的斜坡。从用绿色、白色或蓝色油漆刷过的小房子的屋顶上方,他观察着盖伊马达斯周围长满了干枯灌木的小山。可怜的步兵连队正在烤焦了的山坡上展开全面训练,让新兵成百次地往山里钻。他看到他们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失去知觉。特别是从寒冷地区来的志愿兵,在沙地里背着背包,扛着步枪,没走几步就像小鸡那样累倒了。
男爵看见他又笑了。记者现在是以一副狡黠的表情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眼睛,于是男爵又坐下了。
此时此刻,盖伊马达斯的街道不再像前一段时期的晚上,不再像蚁穴那样盘踞着军队,不再像是巴西本地乡音的样品展览——那时官兵们都拥上街头聊天,弹吉他,听听家乡的音乐,品尝千方百计花高价买来的烧酒。现在到处都有一组组敞衣露怀的士兵,可在去玛特里兹广场的路上,一个居民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广场上婀娜多姿的棕榈树上永远沸腾不息的鸟雀。市民几乎走光了。只有个别牧牛人,老迈多病或孤独无依,在大概已被不速之客闯入的家门口用毫不掩饰的仇恨目光看着。其他人都不见了。
“虽然我没看到,可是我感觉到、听到、摸到、闻到了那里发生的事,”记者说,从镜片后面注视着,“其余的,我猜到了。”
在“仁慈的圣母”旅馆——门面上写着:不穿衬衣者禁止入内——的拐角,迎面走来了一位青年军官,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皮雷斯·费雷拉认出了他是自己所在营的平托·索萨上尉。他刚到一个星期,还保持着初来者的热烈劲儿。他们已经成了朋友,晚上常一起散步。
“对,是的,”男爵站起来说,“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这是因为……”
“我拜读了你关于乌亚乌亚的报告,”索萨上尉说着,便和皮雷斯·费雷拉一起朝营房走去,“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