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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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雷奥·加尔——那时只能勉勉强强地讲葡萄牙语——就在上述那些外国人中结识了第一个人。起初，他住在位于大广场的国际饭店，后来，他同老希斯德联系上了。这位老人给他腾出一间带行军床和方桌的阁楼，地点就在老人居住的卡底丽那书店的上面；希斯德还为加利雷奥找到一处教授法文和英文的地方，从而挣得一笔饭费。希斯德是荷兰人，十四岁起就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买卖可可、绸缎、香料、烟草、烧酒和武器，却从未坐过牢。他并不富裕，因为合伙人（商人，押货员，船长）捣鬼，他们从中偷窃了好大一部分货物。加尔坚信，无论是江洋大盗还是鼠窃狗偷之辈，都在同敌人——国家——作斗争；他们虽然是盲目的，却也在破坏私有制的基础。这种看法有助于加尔同希斯德这个无赖建立友谊。希斯德从前是个无赖，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如今虽仍然独身，可是他曾经同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埃及或摩洛哥血统的大眼睛姑娘同居。他是在马赛中迷上那美人的。希斯德把她带到巴伊亚城，在高等住宅区为她找到一所别墅。为了让她过得幸福，他耗费万贯家财来布置房间。有一次，希斯德外出旅行返家时，发现那美人将家产变卖一空，带着藏金蓄宝的小保险箱远走高飞了。他把这些事情一一讲给加尔听，两个人一面在码头散步，一面望着大海和过往的船只。希斯德漫不经心地叙述着，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时而用葡萄牙语。对此，作为革命家的加尔是颇为赞赏的。希斯德现在靠房租为生，据说，这笔钱可以够他吃饱喝足一直到老，只要死神姗姗来迟。

“劝世者”这样不停歇地周游，他将驶向哪一处港湾呢？既没有人这样发问，他也不曾讲过，可能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现在追随他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为献身给圣灵，已经抛弃了人世间的一切。

这个荷兰人没有文化，但好学，他恭恭敬敬地听加尔讲解关于自由和作为行为征兆的头骨形状的理论。可他有时也提出不同看法，比如那苏格兰人口气肯定地说，夫妻相爱就是一种病，是不幸的根源。加尔写给《反叛的火花》的第五封信是谈天主教问题。他写道，信徒们带着大量许愿的贡物和木制或玻璃制的手、脚、四肢、头颅和眼睛，去求神显灵或还愿谢恩。第六封信是关于共和制的诞生。他说，在贵族化的巴伊亚城中，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意味着改换几个名称。再下一封信是纪念四位穆拉托人裁缝：卢卡斯·丹塔斯、路易斯·贡萨加、胡安·德·迪奥斯以及曼努埃尔·福斯蒂诺。他们于一百年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密谋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人互相平等的社会。老希斯德把加利雷奥带到四位裁缝被绞死或被肢解的小广场。老人吃惊地看到，加利雷奥在那里放下一束鲜花。

瘟疫也敬重“劝世者”。由于旱灾严重，饥馑遍地，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瘟疫猖獗，严重地威胁着幸存者的生命。孕妇早产，小儿落齿脱发，成年男子则吐痰、便血、生肿瘤、长疥疮——弄得他们像癞皮狗一样在乱石堆上打滚。可是那位瘦得像竹竿的“劝世者”依然在厉鬼与死神的威胁下周游各地。他像一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沉着冷静，镇定自若，顶着狂风暴雨，指挥船舶向预定的港口驶去。

加利雷奥·加尔在卡底丽那书店的书架间结识了老医生何塞·包斯蒂诺博士，后者曾写过一部使加尔感兴趣的书：《进化论与法医眼中巴伊亚城各人种间头骨容积之比较》。这位老医生到过意大利，认识赛萨尔·隆布罗索（后者的理论曾使何塞着迷）。现在至少有一位读者了，所以他颇为高兴，因为这本自费出版的书被他的同行们认为是胡说八道。包斯蒂诺博士对于加尔的医学知识——尽管往往混乱不堪，有些意见甚至令人恼怒——甚为惊讶，把这个苏格兰人看作可以谈心的人。老博士同加尔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讨论犯罪心理学，讨论生物遗传，或者讨论大学教育——加尔措辞激烈地抨击说，这种教育应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负责，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而比贵族和财阀还要坏。老医生经常在诊所里接待加尔，有时也委托加尔给患者抽血或洗胃。

响尾蛇也像强盗们一样是尊敬“劝世者”的。由于大旱，这些毒蛇成千上万地出现在田野里，真使人目瞪口呆。它们扭动着长长的蛇身，摇晃着三角形的蛇头爬出洞穴，也像人一样要外出逃荒。在路上，它们常常咬死儿童、牛犊和羊羔，并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畏惧地闯入村庄，寻找食物。毒蛇是这样多，简直没有足够的苍鹰能对付得了它们。所以在这人妖颠倒的世道里，看到这样的现象——毒蛇吞食猛禽——便不足为奇了。而在从前，人们看见的是苍鹰嘴里叼着毒蛇展翅飞翔在空中。腹地的居民不得不日夜携带着棍棒和砍刀；有些外逃的难民仅仅在一天之中就打死了一百条响尾蛇。但是“劝世者”过夜时仍旧席地而卧。一天傍晚，他听见他的追随者在谈毒蛇，便告诉他们，这种事并非第一次发生。当以色列的子民们走出埃及返回故里时，他们抱怨沙漠途中的艰难困苦，于是上帝震怒，派出毒蛇去咬他们，以示惩戒。摩西赶忙哀求上帝，上帝命他造一条铜蛇，只需让被咬伤的人看上一眼，便可痊愈。他们也得照此办理吗？不必，因为神的奇迹是不会重复出现的。但他们还是举着一块画有耶稣像的红布，也许上帝对此是会另眼相待的。那块画有耶稣的红布由圣多山一个名叫玛丽亚·瓜德拉多的女人披在肩头的箱子上。画像的人就是那个因为好善乐施而被称为虔诚的小信徒的安东尼，那个本巴尔镇的少年。他们这一举动大概博得了上帝的欢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信徒被毒蛇咬过。

虽然老希斯德和老医生与加尔交往甚密，也许两个老人很看重他，但是他们都觉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长头发、金黄胡须、穿一套破旧藏青西装的人。这个人尽管有那套思想，看上去过的却还是一种安静的生活：起床很晚，教授外语，在城里走来走去或待在阁楼里读书写字。有时，他不预先通知就几个星期不露面。再度出现时，大家才知道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到巴西的腹地进行了长途旅行。加尔从来不对他们谈自己的过去，也不说将来的打算；如果人们问起这方面的事，他便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两位老人不得不对该人的现状或表面现象表示认可：这是一个孤独、历尽沧桑、神秘莫测、质朴无华的人，他的言论及思想是激进的，但行为举止绝不害人。

但是，匪徒们无论从言论或行动上都没有冒犯过“劝世者”。他们同他经常在荒原的小路上、仙人掌与乱石间、灰蒙蒙的苍穹下相遇；有时则在茂密的卡汀珈相逢，那里的草丛已经枯萎，树干已开始干裂。这些匪帮，一二十人不等，用凡是可以砍、刺、钻、拔的任何工具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看到那位身着蓝袍的瘦人面带惯有的漠然表情，用冰冷而有威慑力量的目光对他们注视片刻，随后依然做他经常做的那几件事：祈祷、思索、踱步、讲道。一看见强人出现，“劝世者”的信徒们立刻吓得面色苍白，马上像雏鸡一样紧紧地围在“劝世者”身旁。那些强盗看到这些人果然一贫如洗，便扬长而去。但是，有时他们认出了那位圣徒，也会停下脚步细听他的讲道，因为有些劝世的预言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听说过。若“劝世者”在祷告，他们就不打断他，而是等待着他那祝福的目光。终于，他起身同他们讲话了。他那低沉的嗓音很善于抓住人们的心。他谈的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或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道理。比如：眼下的天灾毫无疑问是魔鬼降世的先兆之一，也是死人复活和天国审判前的灾难之一。又比如：他们如果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准备迎接魔鬼——很可能就是撒旦亲自来到人世征召信徒，投入像烈火一样席卷腹地时发生的战斗。那些流寇同牧牛人、雇工和奴隶一道，静静地思索着。强盗中有些人，如身体强壮的帕杰乌、大个子彼得劳，甚至那个最为血腥残忍的大盗若安·阿巴德，后来都纷纷悔过，痛改前非，追随“劝世者”。

两年后，加利雷奥·加尔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在此期间，他又给《反叛的火花》寄去几封信。第八封信是关于对奴隶进行体罚的事，这是他在大街小巷上亲眼看到的。第九封信是关于奴隶制时期使用的刑具：拷问台、木枷、铁链、铁项圈、铁球以及钳压手指的戒指。第十封信谈的是城中的刑场，在那里经常鞭笞触犯刑律的人（加尔称他们为“兄弟”），使用的是粗皮绳，商店有售，绰号海鳕。

1877年全年没有降雨，大小河流都已干涸。在卡汀珈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流民，他们乘着大篷车，或者手提肩扛一点儿可怜的破烂，四处寻找水源和食物。但是在这个可怕的年头里，最可怕的事情也许并不是这些，而是出没于北方腹地的土匪和毒蛇。经常有人钻进大庄园去盗窃牲畜，他们往往同地主的打手们开枪对射，有时则将偏僻的村庄洗劫一空。对此，警察局常常定期派巡逻车前来搜捕。但是，为饥饿所迫，成帮结伙的匪徒像雨后的蘑菇成倍地增加。他们血腥而又残忍，疯狂地扑向已被旱灾吞食的村庄。为了攫取村民最后一点儿食物和衣裳，他们开枪射杀任何敢于抵抗的居民。

他披星戴月地跑遍了萨尔瓦多城，人们简直以为他爱上了它，但实际上加利雷奥·加尔对巴伊亚州府的美景并不感兴趣，而是城中的不公正现象使他愤慨不已。他在写给里昂的信中解释说：“这里不同于欧洲，没有住宅区之分，穷苦人家的茅草棚与工场主的摩天大楼相接，街头巷尾总是拥挤不堪。自从十五年前的大旱开始，成千上万的灾民被迫从高原上逃难到这里，他们的孩子干瘪得像小老头，老人则萎缩得像儿童，女人瘦得像干柴。医学家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各种病变差异，从常规的到恶性的：水肿、脚气、黄疸、痢疾、天花。”他在另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任何一个对伟大的革命信念发生动摇的革命者，只要对我在萨尔瓦多城所见的现象看上一眼，就不会犹豫徘徊了。”

在1877的大旱之年里，饥馑和瘟疫将一半的腹地人口和牲畜的生命夺去了。“劝世者”这时已经不是独自周游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善男信女的追随下云游各地了（他仿佛勉强意识到身后有一股人流在追随着自己的足迹）。人流中，有些人是因为被“劝世者”的道理所打动，有些人则出于好奇，或者纯粹是从众，便舍弃一切随他出走了。一些人陪他走上一段路程就作罢，少数人则似乎准备永远留在他身旁。尽管大旱，他仍然走下去；虽然田野里尸骨遍地，秃鹫横飞，村庄里十室九空，他依然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