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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花拿回屋，放在咖啡壶里，从水槽里接满水。花瓶可以晚点再弄。
“可我昨晚走回家了呀！我在家。”
她决定叫个外卖。她不饿，但坐立难安。走出前门时，她看到台阶上有一束鲜花。刚才她回家时还没有的——对这一点，她是很确定的。她把花束捡起来——捆扎得很松散的一束白玫瑰。她想起了公园里的玫瑰。这些都是英国玫瑰，不是超市里卖的非洲玫瑰。没有附带的名卡或留言。
“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她母亲说，“你正在旁观自己的生活。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你正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没人应答。又拨了一通，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
“死？”朱迪斯很困惑，“那我的东西呢？我的包？手机？我把它们带回家了，不是吗？”
有那么一刻，她很害怕。她给艾玛打了电话。“喂？哈啰？”
“是艾玛把你的东西带回公寓的。”
肯定是她骑过坑洼时摔的。是的，她想起来了。那个弯转得太糟糕了，包被甩出去，撞到了旁边的墙上。总算找到手机了，她松了口气，但同时又意识到她必定是把随身物品从办公室带回家了，却没有任何记忆。
“我该和她谈谈！好好解释清楚。”
她的手机不在外套里。她亲身上演了最常见的恐慌场面——两只手像动画片里那样疯狂动作，哪怕口袋已经检查过三遍，还能再翻一遍，接着，她想到还有包——她不记得带回家的那只工作包。手机果然在包里。已关机。屏幕都摔裂了。
“她不会听你说的，”她母亲说，“她听不到你。”
她可以给一个人打电话——她办公室里的朋友，艾玛，她把自家钥匙给了她，以备不时之需，她就住在附近。可她要说什么呢？我觉得，我看到了死去的母亲？
“为什么我昨天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把这些事告诉我？”朱迪斯说。
她在公司里很受欢迎，勤奋，有团队精神，但她没有亲密的朋友。换作另一个时代，她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怎么说来着：单身女人？老姑娘？独身女人。挑剔的老小姐。无名之辈。剩女。受人尊敬。也许是老师，也许是传教士。现如今，为了确保心理健康，每个人都必须有个闺蜜团或基友团，还有一个伴侣以确保自尊。她呢，孤家寡人。
“尘埃落定之前，什么事都没定数——就连死，也是不能确定的事。”
震惊，而且，偏偏发生在她以为自己已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朋友们都很耐心、友善，但那终究不是他们的母亲，一两个月后，生活总得继续，所以，朱迪斯尽可能地表现正常，深藏悲伤，仿佛那是一个秘密。
“有人能看到我吗？”朱迪斯问。
寒意在她身上凝成了冷汗——她刚才确实希望，非常希望——现在她确信了：就是因为她的母亲。
“他们看不到。”
朱迪斯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堆东西。她疯了吗？因为母亲的幻觉，她忘了自己把它们扎成一捆带回家了吗？
“但是昨晚在医院……”
她的东西怎么都在这儿？它们是怎么回来的？
“昨晚你去医院后，明白你没法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但你还活着——你的心还在跳动。现在，正在跳动。”
进了客厅，她有了讶异的神色。堆在咖啡桌上的是她的高弹力夹克和工作包。她意识到自己修不好自行车时，明明已把这些东西留在了办公室。经过坑洼时，车轮变形了。
朱迪斯把手放到胸前。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哔哔哔的蜂鸣声。我一直能听到那声音。”
游轮。电热毯。手推车千斤顶——戴着安全帽、面带微笑的那个男人算是附送的吗？ 保险公司通告函。晚点再看吧。
